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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看似毫无来由的事情，往往潜伏着某种机缘，比如我与天津。
最早知道天津是村子土墙的标语上，标语是那个年代最常见和最廉价的点缀，即使偏僻小村也不例外。那标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一定要根治海河。黯黄色的土墙，白灰色的边框，红色大字。当时年少的我知道长江和黄河，不知道海河，就问大人，大人们说，海河在天津。天津在哪儿呢？我一脸茫然，感觉遥不可及。很快我就与天津有了关联，秋天大雁列队向南飞的时候，哥哥和村里的壮劳力拉着排子车浩浩荡荡像大雁一样徒步向东北走去。他们的任务是去天津挖海河，尽管我不明白为什么海河需要挖，为什么天津的海河需要遥远的我们村农民去挖，可我知道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老人家把口号都写在了我们家门，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
天津是什么样子呢？我时常躺在寒意逼人的炕上以自己极其单薄的头脑去想象，因为在我们村好像还没有去过天津的人可以咨询。也怪我的想象力差，那时封闭，没有电视，电影也都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没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景象的片子。于是就期盼哥哥回来后讲述他的见闻。春暖花开时候，哥哥他们又浩浩荡荡回来了。可哥哥的回答令我失望，他们根本就没有走到天津，而是在衡水一个与海河相连的河道进行开挖。既然没有到天津怎么算挖海河呢？我不解。哥哥说，你不懂，海河大着哩，在衡水也是海河水系。
“水系”这个词哥哥也是听别人说的，他解释不清楚。老师知道，可老师解释了半天我依然迷茫，老师咽口唾沫后指着教室墙角的蜘蛛网说，海河是里边的丝，咱们这里的河流是外边的丝，河流都连着呢。
我恍然大悟，感觉天津与自己一下子又拉近了。因为我们村东有民有渠，村西北有滏阳河。滏阳河远，有四五里，我们去的少；民有渠近，不到一里，我经常和小伙伴到民有渠割草和游水。
滏阳河常年水流不断，可以行船，直达天津。我哥哥说他小时候在滏阳河边还经常看见船来船往，去时装载的是我们这里煤炭陶瓷山货，回来时是天津的工业品。民有渠是人工渠，在我们村东，南接漳河，旱季送水沿渠灌溉，雨季放水排涝。本来是南北走向，可民有渠在我们村东拐了个弯向东北奔去，大人们说民有渠尽头连接海河，连接天津，具体真伪，我们这些小孩子是无法考证的，现在想来觉得可能性不大，一条逶迤细河，宽不过十米，还时常断水；不过硬是牵强，也未必就不能连接海河，条条溪流归大海嘛。
夏天，青草填满篓筐后，伙伴们都在民有渠拐弯处的倒虹吸玩水，我从河里赤条条爬上岸，时常顺着民有渠抻着脖子踮着脚向东北望几眼，有时爬上柳树，可视野之内都是稀稀拉拉的庄稼，自然看不见我想象中的天津。
不久，我的一个小伙伴就与天津有了直接联系。他的老家原来是距离我们村近二十里路的永年广府城。他爷爷常年在天津经商，是城内有名的富庶八大家之一。广府城有高大城墙，城墙外是宽阔数里的水面，凭着城墙和水面，一个绰号”铁磨头”的土匪头子率领的伪军拒不投降，八路军围困广府城达一年之久，城内弹尽粮绝，“铁磨头”突围时被击毙，城内老百姓更是饥饿不堪，饿死许多，没有饿死的在打开城门后纷纷涌出城外寻找活路，小伙伴的奶奶带着他父亲和姑姑逃难到我们村，后来就地落户。小伙伴的父亲有文化，是一个很有大家族气质的人。我不清楚小伙伴的父亲为啥在解放后那么多年才与他的爷爷联系上，小伙伴的父亲去了一趟天津，回来时他爷爷给他买了一个枣红色皮帽子。小伙伴在帽子前面缀了一颗红五星，很威风，我经常讨好他，帮他拾柴背挎篓，他就让我们戴半晌皮帽子作为回报。戴上小伙伴的皮帽子，寒风挡在耳外，感觉很温暖，就想自己将来到天津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顶皮帽子。小伙伴的父亲从天津回来后就再也没去过，据说他爷爷又在天津成了家。关于天津，小伙伴的父亲只告诉我们有高楼，有汽车，其他闭口不谈，估计是伤心的缘故，自天津回来他很长时间闷闷不乐。所以，小伙伴的皮帽子就成了天津在我们心目中的象征，小伙伴对皮帽子相当珍视，直到帽子上的毛几乎掉光，他还是一到冬天就早早扣在头上，成为他炫耀的资本。因为那时我们几乎都没有买不起皮帽子，冬天里大多在头上裹一块白毛巾，像村里那些老汉一样。
天津生产的”飞鸽””红旗” 自行车，一直是我少年梦想，那时一般是在外工作的人才有，当时男女结婚如果能有一辆“飞鸽”自行车，那比现在有一辆轿车都让人羡慕。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参加工作时候，第一个愿望就是买一辆”飞鸽”自行车，可那时自行车还要凭票购买，后来哥哥在邯郸给我搞到了一个“红旗”自行车票，也让我兴奋不已。我原以为“飞鸽”“红旗”是天津最早的名牌，而我一个同事老李有一辆天津产的“红双喜”自行车，是他母亲1966年买的，42年过去了，他的“红双喜”自行车还是七成新，只换过两个轮胎，他每天上下班骑着“红双喜”，风雨无阻。有个搞收藏的给他两千元他不卖。他说，这车子质量真好。
我最早见到的天津人是在我姥爷村的天津知青。我姥爷是风火村，距离我们村二里路。风火初中刚成立时就在我姥爷家门的东边，学校就一排教室，没有院墙，我去姥爷家时经常扒着教室的窗口往里看，听天津女知青老师讲课，她梳着两个小辫子，教数学，女知青老师的天津话很柔和动听。印象最深的是她手里拿着一个木制的教具大三角板在黑板上用粉笔划线。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三角板。当时想，到我读初中时这个女知青老师也肯定教我。可等到我读初中时候，天津的女知青老师和她的同伴已经离开了风火村，学校也搬迁到姥爷家后面前街与后街之间的路边。上下学我从那些知青们住过的宿舍前经过，还能记起那个女知青老师的面容和悦耳的声音。后来“批林批孔”，我的一个同学说天津快板儿，虽然拿腔捏调向天津话靠拢，可与那个女知青老师比起来，我感觉他相差甚远，时不时漏出镢头一样的本地话，我就在下面悄悄发笑。
我与天津产生直接联系是是因为散文。《散文》杂志是我和众多散文作者心目中的圣地。我写散文是票友性质的业余爱好，可我的愿望和众多散文作者一样，盼望自己的文字能在《散文》上出现，可因为自己的幼稚和浮漂，把一些很不成熟的东西一个劲地投往《散文》，结果自然是屡战屡败。后来我反思自己，觉得是没有写出真情实感，没有关注生活，就修正自己写作路子。2004年初，我含泪写出了以几个同学命运遭际为内容的散文《像柳树一样活着》，大约有七千字，写好后我想投给《散文》，可心里又没底，一是以前屡投不中的影子还在，二是这么长的文字人家是否给发。 2月14日下午在忐忑中我把稿子放进了邮筒，可没有想到，十天后的2月24日编辑部打来电话，要采用我的稿子。当时那个兴奋啊，真的想跳起来。你想，一个自然来稿，编辑部又在这么短时间给予答复，我能不高兴吗？这个稿子多次被转载，去年我把近几年散落的文字整理出版时书名就是《像柳树一样活着》。后来，电话中编辑告诉我：我们这里稿子太多，可我们要对读者负责，也要对作者负责。
由间接的曾经向往转为直接的文字关联，由偏僻乡村少年到客居城市的中年人，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化，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滏阳河还在流淌，只是那片片船帆景致已随流水远去，因为这文弱的水流已经无法承载时代的繁忙。民有渠还是时断时流，但不会再有懵懂小子像少年的我一样凭空想象那个城市，因为现在农村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再陌生。当年的小伙伴已经人到中年，他的父亲已为垂垂老者，当年有朝一日到天津一定要买一顶皮帽子的想法已经成为笑谈。
曾经肆虐的海河已经温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愿望已经实现，“挖海河”与“知青”一样已经成为历史名词，现在农闲时我们村依然有民工去天津，但不是拉着排子车徒步去挖海河，而是坐着汽车火车到城市打工挣钱，如果再像过去挖海河时义务支援，农民工肯定不会接受，因为“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已经像庄稼一样根植于土地。而我这个已经移居城市的“民工”除了让自己不成熟的文字像大雁一样飞往天津那个我向往的地方，同时还捎带着我的牵念： “红双喜”已走进了历史的怀抱，“飞鸽”是否还在飞？“红旗”是否还在飘？那个知青女老师现在也该退休了吧？她绝对想不到千里之外的我对她的的牵挂，她的子女应该和现在许多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就是做梦也不会梦游到他们父母辈曾经劳动锻炼过的偏僻小村，如果再让他们像父母年轻时一样到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他们能像父母当年那样义无返顾吗？我少年伙伴的爷爷想必已经作古，他在天津的亲属是否知道或记得在冀南小村至今还在繁衍的血缘？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也许和他们的农村亲属一样至今生活在滏阳河边。如今的天津当然已经绝对超越甚至完全颠覆了我少年时代对它的贫乏想象。
其实机缘就是时代经络，看似毫无来由，实则互为因果。否则，千里之外的我就不会与一个大城市有关联。沧海桑田啊，我只能这样感叹。无论是向往还是牵念，我明白我的文字都赶不上世道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