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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幅广告，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呢？
在东京的日子里，我每次往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一站，那广告就像在不断向我回望。广告里是一对男女，他们都穿着传统的日本和服，略显僵硬地坐着。男士头发浓密，呈金黄色；漂亮的女士尽管身穿一套红色的和服，华美的头饰低低地压着额头，但看得出来她是西方人。我不懂日文，不知道它写的是什么，但在异国他乡的我，她给我以熟悉和亲切，每当看到这幅广告，就像找到了家的感觉。
19岁那年，我离开了老家意大利，在世界各地漂泊。1991年，我受邀到日本一家宾馆做糕点领班。但是，在日本的感觉却不像我在其它地方那样随遇而安，以致于后来，我开始对自己都陌生起来。这并不仅仅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比如说，我是大个子，早已习惯了进出门时注意低头），而是那种孤独。这，也影响了我的婚姻。
日本，确实是一个可爱、美丽的地方，但是我仍然十分想念美国，觉得日本不是我的久留之地。从我工作的地方乘地铁到家只有4站，车上拥挤不堪，有时连脚都不能着地。甚至，不时还有筋疲力尽的生意人竟靠着我的肩头打起了瞌睡。每当这时，我就将眼睛紧盯着那幅广告画看。我猜想，它就代表着我正在渴望的、那个熟悉的世界。
1993年，我回到了美国，搬到了泰帕，开了一家面包店，就像数年前我父母在意大利时一样。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想象中那样好，这时，我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离婚后，我发现自己入不敷出，多年来我第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我把所有的积蓄投进了“达立滋意大利面包店”。每天，我将大大小小的面包、小点心、蛋糕和馅饼烤出来，摆放好，穿着沾了果酱的围裙站在门口，向行人散发我的样品。渐渐地顾客来了，我的生意有了转机。到了1995年，我雇了三个店员帮忙，数不清的圣诞节订单纷至沓来。
12月初，三个店员先后由于种种个人原因离开了面包店，令我焦头烂额的时候到了。订单太多，我必须要如期供货，但是，我既要管理商店，又要亲自动手烤制糕点，奈何？
一天晚上，当我从烤箱里拿出又一批松子小饼干时，我望了一眼时钟，已经到了午夜。可我还有第二天就要交货的20份定单没来得及做。我盯着电话机，拿不定主意。“不，弗朗科，你一定不能取消订单。”我告诉自己，我抓起一团面，又开始揉起来，准备做我的特色糕点：铅笔状面包棍。我实在招架不住了，招聘人手的告示已经在窗户上贴了两周，但是还没有人来应聘。
“老天爷，请帮帮我，派个人来帮帮我吧！”我低声说，“随便什么人都行啊！”
第二天，一位举止高雅的女士来到我的面包店，“需要我的帮助吗？”我问她，心想她一定是来预订面包和点心的。
令人惊异的是，她竟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回答我的问话，悦耳的乡音真像音乐一样，动人心弦。她叫弗朗西丝，她自我介绍说，她的一位朋友是我的顾客，那位朋友告诉她，我这里急需帮手。
我赶紧从柜台后走出来，与她握手，“你怎么会意大利语的？”我好奇地问。
“我在那里呆过。”她说，用她那天蓝色的眼睛望着我，她的眼睛蓝得真像泰帕海湾的海水。“我爱意大利。”她微笑着说。我一时竟感动得不知所措，眼睛却不听使唤地紧盯着她。
“啊，你能来这里帮忙，我真的太高兴了。你能不能现在就开始工作？你就在前台招呼顾客，我到后面去烤点心？”
她立即开始干了起来，把点心摆放好，将订单整理出来。顾客上门了，她笑脸相迎。我们没有多余的交谈，我们也没这个必要，她好像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我们配合默契，我手上的活干起来也似乎变得不费吹灰之力了。
那天晚上，几周来的第一天，我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她一大早就到面包店，站在门口等我开门了。
“早上好，弗朗科。”
“早上好，弗朗西丝。”她哧哧地笑了起来，对自己名字的意大利发音忍俊不禁。
她进了店，麻利地接待顾客，为他们把点心装进盒子，包好，顾客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她已经寡居多年。
那天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送她一篮面包棍。“谢谢你！”她说，“我的朋友说，如今，面包棍已经成了绝版啦。”
“说到哪去了，是我应该谢谢你，弗朗西丝。”我为她拉开门，“你可真救了我的急。”
后来，她在我的店里的时间长了，我慢慢地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我知道她和我一样，现在都是独居一室，孩子们也都已经长大成人。我们都曾是天涯沦落人，都曾经在世界各地漂泊过。她也有悲哀的过去。她非常爱她的家庭，丈夫的去世给她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尽管如此，她并没有被生活的痛苦击垮，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优雅、美丽。
终于，我鼓起了勇气，邀请她共进午餐。我们在餐厅一直聊个没完，直到服务员开始收拾桌子准备晚餐了才离开。我们沿着海岸慢慢地走下去，走过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宾馆的粉红色高塔。我们走得如此之慢，就像想留住此时此刻，使之永恒一样。最后，我们坐在沙滩上的一段木头上。弗朗西丝转过头来望着我的眼睛，我们凝视着对方，我轻轻拉过她，亲吻起来。
就在我们相识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她的寓所，发现书架上有一本剪贴簿，便顺手取了下来，“这是什么？”我问她。
“啊，那是我收藏的旧照片，是当模特儿时照的。”她在沙发上紧挨着我坐下来。一张照片突然使我的眼睛一亮，“我见过那张画！”弗朗西丝转过头来看我。我一下子就看见了那张脸庞，和她现在的脸庞合为一体。“你就是车厢里那张画上的人，”我说，“在东京。”
她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啊，你是说那个，那是一幅承办婚礼的广告。”
我的眼睛在她脸上和照片上来回搜寻，“真的是你！”广告画中那个神秘的女郎，那个莫名其妙吸引了我的女郎竟坐在我身旁，叫着我的名字，对我的惊诧开心地取笑着，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又是多么熟悉，多么完美！我感动地握着弗朗西丝的手，把一切细细道来。弗朗西丝慢慢地摇了摇头:“我不信那幅广告还在车厢里，我想我拍那幅广告的时间至少应该在15年前吧！”
我曾祈求上天派一个人来帮我，谁知道就在东京的地铁车厢里就已经给我以提示。不久，我和弗朗西丝举行了婚礼。没有锦车华服，也没有喧闹的仪式，仅仅只有我们俩——两个在生活中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发现了对方的漂泊者。
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面包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