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安然公司庞大的税务部门毕竟采取了通用电气公司和其他一些大公司的模式。微软、思科系统和康柏计算机这样的科技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多种手段巧妙地减少了纳税。
蓝筹股公司为何纳税越来越少?
万豪国际集团在世界各地许多令人向往的城市和度假圣地有数千家酒店,当你走进其中的任何一家时,你知道你会看到什么吗?从费城到巴黎,豪华的地毯和闪耀的吊灯并没发生多大变化,而管理万豪、丽嘉和复兴3家酒店的这家联号集团的所作所为却令人感到意外。它竟然投入巨资购置洗煤机。
对一个出色的旅馆经营者来说,洗煤机听起不会增加效益,但这种投资是一个不同的营利手段,而且对美国公司的税务管理来说已经变得日趋重要。税务管理是老式避税的委婉说法。去年,万豪国际集团利用税法中鼓励从非常规来源生产燃料的减税规定,通过投资购置洗煤机获得7400万美元的净税减免,今年还有望获得同样数额的减税,两年的减税额加在一起是它对最初6000万美元投资的两倍。从而使万豪国际集团的实际税率从2001年的36.1%下降到6.8%,该公司已经向它的股东们明确地公布了这个情况。这种减税大约占该公司去年2.77亿美元利润的1/4以上。
万豪国际集团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非法之处,事实上也并非异乎寻常。美国对公司征收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35%,但没有几家公司按这个税率纳税。过去10年里,美国各地的许多公司都在肆无忌惮地仿效万豪国际集团减少纳税的战略。而且许多公司都获得了公司财务的真谛:利润不断增加,纳税负担大大减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们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从进行有减税优惠的投资,到把利润转移到海外低税率的地方,在百慕大或其他逃税乐园重新注册等等。
由于国会每年都对税法进行反复修订以及一大批游说分子坚持不懈地游说,从而使税法变得越发复杂,这也给公司逃税造成了可乘之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寻求减税已成为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首先,一批新的专业人员(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加入了提供税务管理服务的律师和会计师行列。设在纽约的税务信息和软件提供商RIA国际公司的税务编辑塞尔瓦。奥泽利说:“一群群律师、会计师和华尔街结构融资专家利用复杂的美国税法、税务条约和全球税务制度巧妙地把美国跨国公司的实际税率降到最低限度。”
由于经济扩张已达顶点,需要保护的利润数额大大增加,每个季度需要满足的期望值也随之增大。避税已经成为一项竞技运动,蓝筹股公司甚至以其竞争对手的实际税率来确定自己的税率基准。哈佛大学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1998年,美国有将近3000亿美元收入没有纳税。美国财政部国内税务署前署长唐纳德。亚历山大说:“在经济泡沫年代,不惜一切手段增加利润的动力很大。其中一个手段就是把纳税额减少到最低限度。”
虽然最近的公司丑闻暴露了公司管理不力、经理人员薪金过高和账目弄虚作假等问题,但是公司避税仍继续存在,而且基本上是在管理部门的监控之下进行。不过这种局面有可能发生变化。美国财政部今年2月27日公布的新规定旨在限制那些它所说的与日俱增的非法逃税手段,即跨越合法界限,从尽量减少纳税发展到逃税的交易。即使在迟迟不采取行动讨论税务改革的国会,人们也希望在今年晚春时节通过大幅度减税法来解决一些最严重的逃税问题。一些国会议员还呼吁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会计公司向审计客户提供税务咨询。
泰科公司和安然公司可能是逃税高手,但是,不光是无赖公司把逃税手法发展到新极端。据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安然公司庞大的税务部门毕竟采取了通用电气公司和其他一些大公司的模式。微软、思科系统和康柏计算机这样的科技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多种手段巧妙地减少了纳税。制造商们声称,它们遇到了少纳税的海外竞争对手的不公平竞争,因而采取了应对措施。库珀工业公司去年5月在百慕大重新注册。斯坦利工程公司去年夏天在受到国会议员们的强烈反对之后放弃了移师百慕大的计划。
过去40年里,由于公司玩弄这样的手法,加上国会长期以来一直倾向把更多的税务负担转移到个人身上,从而使公司的纳税大大减少。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1965年,美国公司的纳税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计算包括地方、州和联邦所得及资本收益税。到2000年,美国公司的纳税额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下降到2.5%.这与经合组织国家的整体情况恰恰相反。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司纳税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38年前的2.2%升至2000年的3.6%.
使税务专家和学者们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种下降趋势会在过去几年里有增无减。2002年,美国公司的税收下降到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是税务规则远远不能解释的变化。许多人把税收减少归咎于税务管理。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乔尔。斯莱姆罗德说:“公司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玩弄逃税的手法比以前更容易让人接受了。”
那么这种情况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很难责怪想方设法以合法手段减少纳税的公司。但是税务制度已经失控。一个拜占庭式的税法为财力雄厚的公司创造了无数的逃税机会。公司雇用了许多税务律师、战略家和游说分子,为其进行掩护性投资,其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减少公司的纳税。这样做不仅导致整个经济效率的低下和浪费,而且当税率的高低取决于公司能否维持一个精明的税务部门时,还会造成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在考虑到游说的因素时就变得更加明显。大公司有钱雇佣实力强大的游说分子争取减税,结果使税务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出现更多的漏洞和例外。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要求它的出口获得类似于其他知识产权公司享受的减税待遇,这些知识产权公司包括电影制片公司和唱片公司。1995年,微软公司的要求被国内税务署拒绝后,它的游说分子便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国会审议。结果,国会通过了86个字的规定,并把它塞进1997年的预算调节法案之中,从此减税待遇扩大到了软件公司。微软公司发言人卡罗琳。博伦说:“微软公司认为,根据税务法,它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她拒绝透露该法使微软公司节省了多少税钱,也不肯说出微软公司支付了多少游说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