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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从深圳到了东莞的企石，准备去投靠一个表哥，不巧的是，在我去的前几天他已回家去了，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是他要我去找他的。
在外面漂泊了半个多月后，口袋里的钞票就开始告急了，直到发现连回家的车费也不够后，这才意识到不得不靠自己去找工作了。然而我所在南坑村当时是企石镇最差的一个村，除了零星的分布着一些小加工厂外，几乎和家里的村庄没什么区别，所以当我身上的最后两块钱也变成了蛋炒饭时，进厂的事仍然还是没有一点着落。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那条狭窄的公路上慢慢挪动，太阳像火一样烘烤着大地，也烘烤着我。路上的行人很少，有的除了偶尔路过的做买卖的人，就是和我一样，生活还没有着落的人。在路过铁炉坑工业区时，一则招工启示给我带来希望，上面写着：因业务扩大，本厂急招普工多名，计时工资，正常工作日每小时3元，节假日每小时5元，加班费另计……
如果是在以前，如果还是在深圳那会儿，招普工类的我是决不会“委身求全”的，虽然在广东这个地方，大学生、本科生都在成堆的找着工作，但我相信凭自己的能力也会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下，而这决不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普工。但此时已是山穷水尽，能找个地方混口饭吃，就是最大的愿望了。
我找到了那个贴招工启示的“顺丰工艺厂”，并很快填好了表格，老板瞟了我一眼，然后翘起二郎腿说：“把身份证和学历证交给我，三个月以后再还给你。”我问他为什么，他有些恼怒的说：“叫你给，你就给，不想做可以马上走。”他大概是看出了我的落魄，所以说话的口气才会这么硬的，其实他很聪明，我除了交给他这些证件别无他选，因为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然而我又知道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的后果，他不会怕我不想做而自动离厂，而一旦我真的自动离厂了，那我在这里将寸步难行，不说再重新找工作，就是每天巡逻的治安队也够我吓的，只要被查到没暂住证（况且我连身份证也没有了），要想出来的话，至少也要三四百块才行，所以目前我只能在这里做下去。
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有点受不住了，车间是一个铁皮房，在里面上班比在外面被太阳烘烤还要热，而这个厂由于做的是一些小而轻的工艺品，所以是不能开风扇的。早上刚进去，就已经是汗流浃背了，擦汗的动作稍微慢一点，老板的打手说吼起来了：动作快点会死呀，你们拿的可是计时工资。其实说是计时工资，实际上每个人每天都是订了数量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不成任务，其它的时间就是白做，而且即使真的每天能完成任务，要等到老板发工资也还不知是何年何月呢，有几个干了半年多的老员工至今才发了两次工资，第一次是二十块，第二次是四十多块。不仅工资无法保证，生活方面也是一塌糊涂，三十多人挤在一个用泥砖搭的棚子里，早餐没有，中餐是菜煮饭，晚餐是南瓜加茄子，吃得直叫人快吐酸水了。
八月份的时候，厂里的订单越来越多，老板又招了一些员工进来，其中有个叫杨磊的和我很和得来并很快成了好友。杨磊是湖南永州人，今年6月刚中专毕业，然后和同学一起被学校以“实习推荐就业”的名义送到广州的一个厂里打工，那个厂是以计件算工资，每个月要扣150元的住宿费，他在那个厂干了两个月，结果第一个月不但没工资还要倒贴给厂里80多块钱，第二个月发工资时只拿了一块七毛钱，他和同学们越想越气心一横就出了厂各分东西了，然后他就来到了这里。至于他怎么会到这里来，他说自己都不知道，只是看到车就上,东转西转就转到这来了。
我和杨磊睡同一张床，我睡下铺，他在上铺，每天晚上下班后，我们就躺在床上讲着过去的往事，幻想着未来的美好。那段时间我几乎都忘记自己是在打工，仿佛又回到了读书的时候，然而，我种美好的感觉没持续多久就破灭了。
一天中午，天又闷又热，由天没有风扇又没有水喝，不少员工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其中一个小女孩最先倒在了地上，看她样子还是个童工，瘦小的身体在不停的打颤，嘴唇也有些发紫，一双小手还紧紧捏着没做好的泡沫小球。
“老板，有人中暑了。”一个妇女叫了起来。老板及不情愿的走过来，用脚碰了碰了那个女孩子，然后不以为然的说：“没什么吗，中暑而已，又不会死人。”有人还想说什么，但老板一挥手：“好了，不要多管闲事了，做自己的事去。”随后老板叫来一个打手把小女孩扛走了。过不多久，又有一个女孩子倒在地上了，老板看到事情不妙，叫破天荒的叫我们下班。本以为可以放松一下了，没想到吃晚饭时，老板突然到饭堂来说：“今晚全部上夜班，晚上没那么热。”大家当时很气愤，因为事先老板又没说，所以都没有睡觉，现在要上夜哪个能受得了。杨磊气得把碗一丢的说：“我今晚请假。”本来已转身的老板突然回过头来，冲着杨磊就是一个耳光，用他散发着臭气的大嘴说：“你***的是想找死，让你们休息一个下午还不知足，还要跟我讨价还价的。”杨磊一抹嘴上的血渍说：“那我辞工，你把证件还给我。”老板气急败坏的说：“要证件可以，我说过的，除非做满三个月，或者就赔我一千块的培训损失费。”杨磊恨恨的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老板哼哼的接着说：“要是上面两个条件你都做不到，那你就给老子好好的做事，不然别说老子没警告过你。”
吃过饭后，杨磊拉着我到了厕所里悄声的说：“我们去告他怎么样。”我说：“要是被他发现了怎么办？”他说：“没关系的，现在还没到上班的时间，我们就像出去散步的样子就行了，谁知道！”就这样，我跟着杨磊悠闲的散着步，然后悄悄溜走了。
我们找到企石镇派出所，里面的人说这种事应该去找铁炉坑治安办，我们只好又一路找到了治安办。当时已经七点多了，治安办里的治安员正在看新闻联播，我跟杨磊站在门外犹豫着，我们害怕治安办会帮着顺丰工艺厂的老板说话，那我们可真是要玩完了。一个年纪较大的治安发现了我们，他叫我们进去，在听完我们的讲诉后他问我们想要怎么样，杨磊说：“我们只想要回我们的行礼和证件就行了，我们不想在那里做了。”治安员听后马上就跟顺丰厂老板打了电话，他说的是普通话，大概就是问老板是怎么回事。然后他用摩托车带着我们回到顺丰厂。
老板早已在站在门口的，治安员要我们去收拾行礼后来这里拿证件。我们从宿舍里拿着行礼出来时碰到了老板的几个打手，他们拦在了路上。一个拿着一把匕首说：“你们好鸟呀，敢去报警，是不是不想活了。”我的心在剧烈的跳着，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这种场面。杨磊似乎老练多了，他拉着我的手说：“不用怕，他们这是吓人的。”他的话没错，那些人只是想要我们留下来，我们当然不会干，他们就有些火了，推着我们说：“你们只要出了这个门，以后就不要让我见到你们，否则没你们好果子吃。”恐吓了一阵，看吓不到我们就要我们从后门走，他们当然不希望其他人都来效仿我们了。
我们在老板的办公室里僵持了好久，老板非要我们赔他的培训损失才肯把证件还给我们，而我们两个人当时早已是身无分文了。最后是那两个治安员说：“算了，你就不要为难他们了，这样搞，我们也不好做的。“老板想了想，打开抽屉把我们的证件狠狠的扔在了地上，用杀猪时一样的声音吼着：马上滚！”
总算逃离出了虎口，但一个很现实的难题却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都是身无分文，这日子可怎么过活呀，经过那个厂的经历后我们都有些怕进厂了，况且这里的厂大多都要交押金的，要不就是要押证件，我们没有钱交押金，当然更不想被押证件。杨磊拍着胸脯说：“怕什么，没听说过绝处逢生吗？一定有办法去解决的。”
话是这样说的，但要实现它真是难于上天。我们在南坑村转了半天，肚子饿得吐酸水，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趁路人不注意捡地上别人扔掉的包子来吃，当时的那种感受实在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有时想着想着，眼泪就出来了，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幸好有杨磊在我身边，看我心情不好，他就说一些什么哲理名言来安慰我。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毕竟不能维持多久，有天我们从一个小吃馆里捡起两根油条时被老板发现了，他像看到瘟疫一样把我们赶得远远的，我们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的打扮跟街头的疯子没什么两样了，那些老板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那些东西是要卖给养猪人的，怎能随便让人去捡来吃呢！最苦的时候，是我跟杨磊两天没有吃一点东西，而是捡了个矿泉水的瓶子到工地的自来水龙头上去接水来喝。
住的地方也是个问题，通常我们一直可以住在那片小林子里，但有天晚上我们正睡得香，突然就下起了大雨，我们没地方去躲只好钻进了当地人放置死人骨灰的小灵屋，当时真的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当发现自己坐在骨灰坛上时还有点想笑，要是有哪个人从这里经过见到我们这样子非得吓昏不可。后来，我们就把行礼放到这里面，而人则到附近一些没完工的工地上去睡，天晴时就睡顶楼，下雨时就住中间的楼层，开始我们还当心会被人赶走，但去了才发现有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有些是怕热，顶楼整夜都有凉爽的风，有些则跟我们一样是走投无路的人。
躺在地上望着星空，思绪会一直飞到遥远的家乡，会飞到家人的温暧中，望着想着，眼泪会不知不觉从眼中滑落，有痛也有思念。我很恨我那个不负责任的表哥，我原本在深圳还有一份较好的工作的，老板也比较器重，走的时候，他一直要我想清楚，还说不久就把我调到生管部去做物控的。但在“资本家”和亲人面前，我选择了亲人，怎料到亲人就是这样耍我。我望了一眼躺在身边的杨磊，他也在望着星空沉思。
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杨磊不见了，也没有留下一字一句，我想他一定是偷偷的离我而去了，也许他在附近还有什么老乡朋友，为了避免我的拖累而悄悄的去投靠他们了。一种再次被遗弃的感觉使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并激起了我的一种轻生的冲动，我走到顶楼的围栏前真的想就这样跳下去而结束这种生活，而当我看着下面那过往的人群又忽的产生了一种莫大的恐惧，想想自己正是花样的时候就这样……
“你在干嘛。”杨磊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他提着一份早餐递到我面前，眼里闪着明亮的光说：“有希望了，我刚刚找到一个我们湖南人开的小吃店，跟他说了半天好话，他答应让我们帮他在店里帮忙，他给我们一日三餐的饭吃，然后一个月给我们二十块的生活费。”我高兴得几乎要抱起杨磊了，同时也为自己刚才的想法而惭愧。
店老板个头很大，样子也很凶，但人不坏，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盛气凌人的架势。不过我们做事也是卖了十二分气力的，这种交易在有些人的眼里也许是很可笑甚至很荒唐的，但对我于我和杨磊却是一份恩情。我们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和面、烧水、做包子，吃过早餐后就洗菜、打水，洗碗、下午则跟老板一起去进原料，晚上要到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但我们从来没感到累，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老板很讲信用，每个月的二十五号就发给我们每人二十块的生活费。
转眼到了2002年的年末，老板一家要回去过年，那天他请我们好好吃了一顿饭，然后叹了口气说：“说实话我有点舍不得你们，你们做事真的可以，但我们要回去了，明年不再出来，这个店我转让给了一个本地人，本来我想让你们继续到这里的，但人家不愿意，广东人向来很排外的。所以吃过这顿饭，我们就要告别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像你们这样年轻，就这样打发自己的青春也实在太不值了，出去闯一闯或许还能碰上个机遇什么的。”说着他拿出了五百块钱放在桌上，猛的将一杯啤酒灌了下去。
“这钱你们拿着，其实像你们这样卖力，一个月只给二十块实在是昧良心的事。”他接着说。我和杨磊对望了一眼，鼻子直发酸，想说一些感谢之类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他帮我们把行礼送到公路，要我们先到东莞总站再转车到其它地方，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黑车“宰客”，每天只有三趟去总站的公交车会从这里经过。我们坐上车时，老板又塞了二百块钱到我们的包里，车了开动时，那个老板还在向我们挥手，一时之间，一种不可言状的感动油然而生，就像是父辈送别一个子女远行时那种场景。尽管我们何去何从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但毕竟我们经过一段特殊的岁月，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