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共搬过七次家,住过七个城市,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七个转折点。我本想将这七个转折点,在书的第一章便呈现给读者,使您一开始就对我有一个清楚、完全的认识,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思前想后,还是把它放在后面吧,不要让它“喧宾夺主”了。也许我的故事你们并不会重复,但是故事中的道理,也许有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我在做每一个重大决定时的那些理由。
我第一次找上海搬家,准确地说,离家,是1978年10月5日,那一天,我离开成都的老家去东北读书,那年,我二十一岁,考得四川省英语口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带了两个大行李口袋,一袋吃的,一袋用的,北上长春。
那一天,别提我心里脸上有多高兴,尽管在成都火车站与家人朋友挥手告别时,在汽笛声中,我淌下许多眼泪。
那人生的最初二十一年,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和少年的梦想?有多少缺少理解和呵护的日子?有多少痴情友情和无人知晓的心中秘密,自消自散在树荫下和河滩上,顺着锦江河水,无声无息地流去?
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首先,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父母在身边,这样我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靠自己的努力,被学校、老师和同学重视。在吉林大学校园,我第一次感到与他人平等。在此之前的1977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政审”的原因——我的养父生父都有“政治问题”,我的养父大舅父曾担任过国民党成都市参议员,解放后一直背着历史反革命、“文革”时又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我没能被录取。(我和我家人的故事,已在我的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里描述过。作家出版社,2000年。)当我在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用全部真情写下上大学的第一篇文字《感谢邓小平》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上了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出国读博士,然后有一份高薪的华尔街工作,并且与我高中时一见钟情的丈夫成为比翼鸟,连理枝。
一岁时我便失去母亲,然而我的生命之路却应了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上帝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God is watching us)。”在我,则是“没娘的孩子天照应”。上大学是我在冥冥中受到的第一次惠顾,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它让我甩掉过去的一切不幸,将心酸永远留给了昨天。昨天,我哭过,但今天我再也不哭了。在我以后二十年的奋斗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生惟一不能选择的,是自己出生的家庭;然而,我们一生的光阴,却是用来改变人生、改变家人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浪费一生或成就一生,那是可以选择的。我选择了后者,而且义无返顾,说到做到。到美国后,贫穷的童年和贫穷的中国,给了我不服输的心气。在我以后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路上,靠着我的心气,靠着我的硬骨头,靠着我的平常心态和吃苦精神,愉快地实现我一个个的梦想:文学博士,华尔街的高薪工作,幸福的家庭,全世界众多的朋友……
离开成都的老家,是我迈向自己生活目标的第一步,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第二次找上海搬场公司搬家是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那是1981年12月底,因为学习成绩好,大学时我跳级一年,与1977级的学生一块儿在1981年年底、1982年初毕业。当我终于装好自己七个纸箱子的书,在刺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和毕业班的同学一块儿,在灰色的宿舍楼前等着长春火车站服务部的同志,办收我们的托运行李,那已是1982年的1月7号。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挑选该扔该留的东西,该运到南开的书和运回成都老家的作业本子。没想到我居然有四十多本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满读书心得,读书评论,还有充满各种情调的小诗、散文和大堆没有成文的“迷惘的一代”和《荒原》的翻译稿件,我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一个星期,就在读这些“大学心得”中很快过去。最后,我将它们连同所有的书,英文的,中文的,马列的,古典的,现代派的,一古脑儿运回成都的家中。我到南开报到时,只带了一个手提袋,里面简单地装着我用了三年多的一本英汉字典——这本翻破了的字典,如今放在美国东部我五百平方米的家里,搁在地下室壁橱的中央,和我一路得来的奖状呆一块儿,有时,在烛光中,还能看见油腻的黑封面上我的千万个指印。
除了字典,我还带了一条长长的绿色全鸭绒围巾。这条围巾是我离开成都时,家里的亲属们凑钱买给我的上大学礼物,花了十四元。1978年的十四元,是很大一个数。那厚围巾胜过大棉袄,是我大学期间的“最爱”。每个冬天的星期六,在学校浴池洗完澡,用大围巾裹上我湿湿的头发,我的长发就不会在去宿舍或教室的路上,结上冰,冻成绳。人们不知,那围巾曾救过我的脑袋。我最初不知东北寒冷的厉害,每当从宿舍望出去,东北的冬天,天空总是那样的蓝,那样的阳光灿烂,耀得我眼也睁不开。加之宿舍暖气烧得像夏天,于是出门时,总是忘记多穿衣服和戴围巾。衣服穿少了,没关系,两分钟就跑进教室;但没戴围巾,可是要了我的命,我最初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的前额头痛得要裂开,在床上打滚,同学用我的大毛围巾裹住我的头和脖颈,将我送到校医室时,头就不痛了。可刚把围巾取下,头就开始痛。我方才明白:我的头脸,也需要“穿衣保暖”。我的第二次搬家,把大学留给过去,把知识留在脑里,把温情留在心里和手提袋里,然后轻松地去“学海撑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