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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姥爷和毛泽东牵扯在一起，是从一幅油画开始的。
古玩市场上那张着名的油画在寒风中微微作响，似乎在诉说着什么。画面上身着长衫的毛泽东手握雨伞神色肃穆地疾行在乡间的小路上，身后风雨如晦，下书六个黑字：毛主席去安源。这是一张曾经家喻户晓的油画，据说它的印数为当时世界之最。
其时，在同样风雨如晦的中国北方，同样是瘦高个儿的一个年轻人，也如年轻的毛泽东一样行囊里装着一腔壮志雄心勃勃地走在乡间小路上，这年轻人后来成了我的姥爷。可他还没有从村庄的视野中消失，就被他父亲气喘吁吁追来的两耳光打掉了一半雄心壮志。父亲喝斥：“兵荒马乱的你还出去凑啥热闹，还嫌不乱啊？”于是姥爷就跟着他父亲乖乖原路返回。从此，铁了心要砸烂旧世界的毛泽东一步步走出了乡间小路，成了照耀新中国的红太阳，而软弱的姥爷却一辈子在乡间小路上奔波徘徊，成了不折不扣的“向阳花”。
虽然我也是从“向阳花”中走出来的，可参加工作后，看到同辈们因为祖辈父辈的“阳光雨露”一个个茁壮成长，自己却干巴巴原地发蔫，就常常想起姥爷的这段往事，就有些恨姥爷的父亲。否则，姥爷即使不能与毛泽东一样成为滋润万物的红太阳，就是成为星星月亮，也能让我以名人之后的身份跟着沾光发亮。因为在我所有亲友中，姥爷是惟一有可能成为给我阳光雨露的人，可姥爷没有让我这份虚荣梦想成真。否则我也不会在蒙受种种挫折之后，萌生回到乡间去的心灰意懒。那样，姥爷一生在乡间小路上奔波的故事又会在我身上重复，这可是姥爷和我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姥爷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系，除了泽被了毛让他“当家做主站起来”的政治恩荫外，还有一条就是与毛泽东同岁。不过他出生的时候就已家道衰落，家里是咬牙撑着让他上了几年私塾。就因这几年的之乎者也，让姥爷常常以读书人自居，自视甚高，出口就是子曰诗云，对田地里的庄稼从不关心，三十亩祖产薄地拴不住他年轻的心，整日捧着《诗经》《论语》在乡间小路上边走边诵。等到他父亲去世，他也被成群的儿女彻底拴住了腿，想走也走不开了。后来我分析姥爷没有干成大事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游移不定造成的，
姥爷一生都没有改掉小知识分子的臭毛病。从40岁腰杆笔直的时候就拄拐杖，其实那时他不是拄着而是拿着拐杖，是用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道具；冬春天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不管后来政治运动中如何服装革命，姥爷都不管不顾，直到1983年去世，这身行头都没变过，就像咸亨酒店里特立独行的孔乙己，是十里八乡的一景。他走路极快，两腿高频幅地撩着长袍的下摆，两脚踢踏出的尘土在身后轻轻飞扬，总是急匆匆有重要事需他处理一样，在这点上远没有毛泽东那沉稳的大将风度。
那年代与红太阳一同升起是很荣耀的事情，我邻居奶奶也与毛泽东同岁，见人就主动夸耀：“俺与咱主席同岁哩！”那种幸福感好像毛泽东与她有血缘关系一样。而姥爷从不这样，如有人问他年岁，他就如实相告，当对方算出他的出生年代时，惊喜地说；“呀，你与毛主席同岁哩！”姥爷则淡然相对：“人家是伟大领袖，我是平民百姓，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闩而语。”姥爷的神情绝没有对方想象的一脸幸福状。
有一张《库尔班大叔见到了毛主席》的黑白照片，说的是新疆一个老人骑着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照片上两个人笑得都很灿烂。姥爷的相貌与库尔班酷似，都是瘦高个、白胡子、一脸沧桑，只是民族不同，库尔班戴的是维吾尔族小帽，姥爷戴的是瓜皮帽。姥爷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远没有库尔班那么热切。否则，我们老家距北京仅八百里，比新疆近多了，姥爷想见毛主席，从京广线坐上火车用不了一天就到北京，根本不用骑驴风尘仆仆的，可姥爷一辈子都没进过北京。那时悬挂领袖像已成为表忠心的一种方式，可姥爷住的东屋冲门挂的却是一幅“关公读《春秋》”，那画黑渍渍的一直伴姥爷到老。后来此画不知去向，要是现在拿到古玩市场去卖，价钱肯定不会低于《毛主席去安源》。
后来我想，如果当年姥爷像毛泽东一样从乡间小路上走出去，说不定毛泽东和姥爷还会经常商讨国家大计哩。但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姥爷本家一个叫谢林的兄弟在姥爷回村不久，从乡间小路上走出去时还是一个大活人，回来时却变成了一张烈士证书。姥爷曾指着对门谢林家“烈属光荣”的牌子说；“当年我要是出去了，说不定咱家门上也是这个牌子。幸亏我没出去；”从这句话看出姥爷的小农本性。所以我推断，即使姥爷当年走出了乡间小路，未必真的能像毛泽东一样百折不挠，说不定半路当了逃兵或叛变革命，那给我们这些做后人的带来的不仅不是福音，甚至是灾难，想到此，我心便也释然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他当年真的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子跑到了台湾，今天重返故土依然是威风八面，许多类似的人都成了统战部门的贵客，如此同样能让后人沾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谁能说得准呢？可姥爷既没有红得让人羡慕，又没有白得让人发恨，这大概是中庸之道在他身上的最好体现。他的中庸让我这个后人多了一份世俗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