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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性格很复杂，似乎充满了矛盾，绝非一两句话能概括。
他本质上很严肃，很认真；但一张嘴，笑话连篇，让人笑得闭不上嘴。
他的作品诙谐、幽默、嘻嘻哈哈，非常俏皮，可是悲剧多，尽是忧国忧民的主题，到头来，是一腔伤心泪。
人多的时候，谈笑风生；客人一走，一句话也没有，终日是沉默的，非常喜欢清静。
他很和气，没有架子；可是，很有脾气，他不想干的，说什么也不干，他瞧不上眼的人，绝不多说一句话。
他十年住在国外，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但是，在生活方式上却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北京人。
他谦虚极了，从来不说自己的作品好，要说就永远说失败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但是他很“狂”，从来不知满足，什么文体都敢招呼，老搞新试验，老别出心裁，老有发明。
他主张杀人，对军阀恶霸、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恨之入骨；可是，他对朋友，包括对有很严重毛病的朋友，非常地宽厚，心眼儿特别仁慈。
文学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总是锋芒毕露，谁都敢批，胡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没骂过老舍！”看来，这很难得，不论是对胡风，还是父亲。
父亲在胡风的危难之际帮过他的忙。胡风在武汉时是靠卖文、搞翻译、编《七月》杂志为生的。武汉撤退，杂志停刊，胡风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便成了问题。胡风曾向父亲求援，要求帮他找一件事做。父亲求到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教授，请他聘胡风到复旦去任教，教“创作论”和“日语精读”。当胡风经宜都、宜昌、万县抵达重庆的第二天，父亲便将聘书和课程表亲手交给了胡风，救了他的急，使他得以在重庆立足。
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父亲任总务部主任，胡风任研究部主任，两个人合作得很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到５０年代初胡风受批判的时候，父亲常把胡风拉到家里来，劝说，开导他。１９６５年胡风被判刑，第二年实行监外执行，但必须到四川成都去落户，胡风大悲，在离京前写了四封信，表示告别，这四位收信人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老舍。父亲可能是文艺界中惟一的收信人，足见他们之间友谊之笃厚，不同一般。所有这些，大概就是那“我没骂过老舍”的来由。
父亲营救过不少位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文人。现在知道的有冯雪峰、骆宾基、丰村、魏猛克、方殷等人。
作家魏猛克和诗人方殷是１９４０年５月在重庆机场被特务逮捕的，幸亏送行的诗人臧云远没有暴露，赶快赶回重庆向父亲报告。当晚文艺界正好有一个集会，原定有方殷朗诵，会前老舍正在到处找：“方殷哪儿去啦？”？云远赶到，向父亲详细诉说了机场上发生的事件。第二天父亲到巴县中学求见冯玉祥将军，冯派参谋赵力钧去刘峙的卫戌司令部，搞清了秘密关押地点，正式向国民党要人。魏方两人得以释放。
１９８２年３月在济南举行的第一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上，老作家骆宾基送来了一篇文章，说他直到写文章的前不久才知道四十多年前营救他出狱的，原来竟有老舍先生。骆宾基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不论是会上会下，有许多机会和父亲接触，可是从未由父亲嘴里听说过这件事。直到他在报刊上看见于志恭写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大悟。使他感慨的已经不是父亲帮忙营救了他，而是父亲回避这件事，不想利用这件事，极力避免朋友之间可能出现的感恩色彩。他是全心全意在帮助朋友，不居功自傲，不求报恩，也不愿意事后给朋友以任何的心理负担。骆宾基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属于一个作家心灵的点滴之一……在不布私惠上，是他平凡当中的不平凡之处。”
５０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父亲差不多都参加了，对有的运动他很积极，他曾到天桥去参加过斗争恶霸的大会，回来以后，写过一篇散文。那些受欺辱的妇女和老人的控诉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为镇压这些十恶不赦的恶霸叫好。对另一些政治运动，他虽参加了，但不太积极；显然有自己的看法，譬如对批判电影《武训传》。有一位从武训家乡来的文化工作者叫李士剑，在一次批判会之后，很内疚地找到父亲，告诉他：“今天的会我没有发言！”李士剑看见父亲坐在主席台上，以为父亲会责怪他不积极发言。哪知，父亲脱口而出是：“好！没发言好！”
父亲和作家、翻译家赵少侯是老朋友，早在３０年代他们就合作过，一起合着过一部叫《天书代存》的长篇小说，是《牛天赐传》的续集。父亲还向赵少侯学过一点法文。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赵少侯也被冲击。有一次在文联大楼里开会，父亲坐在主席台上，赵少侯坐在大厅里，他找了最后一排的一个偏座，不想让大家看见。散会之后，大家往外走，只见父亲下了主席台，径直走到赵少侯旁边，当着众人的面，站下来，并不看赵少侯，扬着头，眼睛看着前方，双手柱着手杖，慢慢地说：“少侯啊，听说‘白魁’刚开张，尝去！”“白魁”是东四的一家老字号小饭馆，会做几样独特的风味菜。父亲的意思很清楚：咱们还是朋友！
石挥是中国最有才华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之一，他改编并自导自演过父亲的着名小说《我这一辈子》，和父亲也是多年的好友。他爱模仿父亲，学他打拳，学他走路，学他说话和抽烟的姿势，并常常用在自己的表演里。可惜的是，１９５７年石挥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被打成“右派”，以后便由舞台和银幕上消失。有一次，父亲突然听说：石挥由上海到北京，躲在一个什么小旅馆里，不愿见人。他立刻把市文联的秘书长请来，让他千方百计要把石挥找到，然后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他赴宴。秘书长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石挥找到，向他说明了来意。石挥不肯答应。最后，秘书长只好摊牌，说这是老舍先生布置的。石挥欣然从命，跟着上了车。先到父亲家，父亲根本不提那些政治运动方面的事，让他看花，看画，看猫，说了好多笑话。石挥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痛痛快快地听父亲的安排，到出门上饭馆的时候，已经又开始不自禁地学父亲了。只见他们两人，一前一后，一步一趋，走得一模一样，引得过路人都停了下来，抿着嘴笑。
父亲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大媒。吴、新结婚那天，父亲以女方家长身份当了主婚人。１９５７年之后，吴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新凤霞也受了牵连。一天，父亲碰见了新凤霞，知道她处境很困难，便把她叫过来，悄悄地问：“给祖光写信了吗？”凤霞说：“没有。”老舍说：“不行不行！一定要写！每天写！一天一封！”凤霞听了不好意思地说地说：“好多字不会写。”父亲说：“正好让他给你改嘛！”
吴祖光由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父亲相遇。父亲把他叫住，拉着手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来看我？”硬拉着祖光回了家。两个人谈了一会儿，父亲从自己屋里取出一个画轴要祖光看。原来这张画本是吴祖光的藏画，是齐白石大师画的一幅白玉兰花。在祖光去东北劳动的时候，新凤霞生活窘迫，又以为不会再有机会在家里张挂这些字画了，便一赌气，把祖光的字画全部变卖了，其中就有这张画。可巧，父亲在荣宝斋观画，店员拿出齐老人的那张白玉兰要父亲鉴赏，父亲很喜爱，便买了下来。到家他细一看，发现画轴后面有题字，原来是吴祖光的藏画。父亲指着这张画对祖光说：“这是你的画，我把它买下了，留着等你回来再还给你。”
祖光语塞，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父亲又说：“我很对不起你，我没能把你所有的画都买回来！”
祖光的泪落了下来。
祖光请父亲在画上写几个字，以资纪念。父亲提笔在绫圈上写下：“物归原主矣老舍”。
这张奇妙的画后来不知怎么样居然躲过了“文革”的大浩劫，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父亲在棱圈上题的字已被损坏。画本身经过裱画师刘金涛的处理，整旧如新，高挂在吴、新夫妇的客厅里。每当有人问起，主人都会含着泪把上面的故事诉说一遍。新凤霞的结论是：“老舍先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