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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上了两天学，认识三个字（她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被在当坊管账的外公拿着竹棍咆哮着赶出了学校。她生于1917年，死于2002年。在大半个世纪里，她经历了民族危亡、朝代更换、时局动荡、国家兴衰的历史变革。在那特殊年代和特定环境中，我的母亲能随遇而安，不卑不亢做人。而且在她身上显示出了的非凡的毅力和善良的道德品质。她是个高明的舵手，才使得我的家庭像一叶小舟，飘摇在狂风巨浪之中始终不致于沉没，才使得这叶小舟没有被时代的漩涡卷入深渊。
17岁时，她庆幸要走出她葛朗台父亲的统治，带着少女的纯真梦想和憧憬嫁给了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在庐江城李三丰家做学徒的朝俸。
母亲过门不久，日本人进南京了，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我父亲决心投身报国，弃商从戎。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也能懂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道理，她默默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满眼是泪。后来她白天在田地里死命地劳作，夜晚躺在床上，时时被恶梦惊醒，她怕父亲在战场上一去不归。
不久，来自南京的消息，父亲遇机会考上黄埔军校了，而且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期间，母亲除了承担普通男人挑禾担麦的重担以外，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新寡的弟媳及其全家。
后来由于时事变迁和家庭变故，我的父亲解甲归农。此时家中一贫如洗，全部靠借高利贷过日子。几年间共欠贷18石大米（当时借米定期为1石加1石，1斗加1斗），一直到土改时还未还清。
母亲一共生了多个儿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第一次怀孕是在父亲离开后不久，由于过度操劳而导致流产。有一个妹妹是在58年夏天，她出生6天时父亲被捕了，连续108天没雨，母亲在月子里便和正常人一样挑水抗旱。妹妹没人照料而饿死。另一个妹妹出生时，正赶上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家中粒米无炊，当时连借粮要饭也不能，会被视为有意闹粮食恐慌，破坏国家粮食政策。所以当她出世时，母亲便带着哭红的眼睛将她活活捂死，父亲也因没能力养活她而懊恼地要自杀，这次一家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我的母亲是爱我们的。时常，她把南瓜藤上不结瓜的假花摘下来，和点米面粉做成花糊，来慰劳我们，而她自己，却用田野里竹叶草的根充饥。有一次，我看到白白嫩嫩的竹叶草根，嚷着要吃，谁知道烧熟后的草根却是又苦又涩，没办法嚼碎。日子艰难地挨着，可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绝境处缝生。母亲在那遍地饿孚，人人自危的困难时期，她是敢于与生死作较量、作周旋的能手。
有次大家饿了一天，刚从食堂里领回来全家五口人的口粮（仅二斤大米），大家当然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正好一个远房舅舅蹿进门来，母亲毫无顾忌地把这些米全倒进锅里，立刻香味溢满屋子，他饱餐一顿，而我们全家两天粒米未沾。母亲就是这么善良、宽厚。
我家里门前有棵上了年纪的老粟树，有龙一般鳞甲的皮肤，每年都一层层地脱落和生长，粗糙、凹凸的躯干是雷鸣电闪、烈日冰霜所侵袭的印证。大跃进年代，为了炼钢铁，漫山遍野的砍伐队来了，远近的庄子上树木被砍尽杀绝，唯有这棵我家门前的老粟树幸存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曾声泪俱下地向木匠求情，放过这棵古树。当砍伐队长来的时候，木匠开始表演了，他拿着斧头故意在树上敲了几下，说：“声音咚咚响，树心烂了，里面全空，不能作料了。里面烂了，不能作燃料。”砍伐队长也就无可奈何地走了。类似这样救古树的事，我的母亲又何止一次两次挖空心思、绞尽脑汁？
邻居们也常颂扬我那善良的母亲，在抓壮丁的时候，我母亲经常利用在外当军官的父亲身份，在我的家里窝藏着一些青壮年劳力，让他们逃过劫难。
58年大跃进开始了，到处是用绳子拴在一起逮捕的犯人。母亲忧心忡忡，因为父亲被判为历史反革命。果然在“棵两”运动中父亲被逮捕了。父亲被捕后，生产队不让我上学，要上工，挣工分养活家人。母亲急得团团转，暗地里哭过多次。晚上，母亲辗转反侧，叹息不止。突然，她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去了姓陶的队长家。她跪在他面前说，“我儿子的关节疼，不能干体力活，他老子是反革命，不关儿子事，求您让我儿子读书吧。”然后叫我用破布包扎在膝盖处，装着一跛一跛的样子走路。为了让我读书，母亲混在一群男人当中，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翻山越岭，去老龙洞挑运铁矿石。回到家她顾不上休息，又开始编织草帽，以积攒我的学费。终于我考取了泉水中学。她又动员开明的奶奶卖掉了老人一生仅有的一点财富——棺木，为我买了一双胶鞋、一支钢笔和一把算盘。
去泉水中学读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母亲和弟妹。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母亲，担心她裹着的小脚能否跟得上别人的步伐。一个初冬的傍晚，我逃学回家看母亲，阴沉的天空像要把整个大地吞没，枯草在瑟瑟寒风中抖动，树叶摇曳枝头，发出凄凉的哀鸣。在路上，我突然迎面碰到背着三弟的母亲，她苦笑着对我说，“儿子，妈妈去鲁班塘修水库，你要好好学习。奶奶在家里。”回到家中，生病躺在床上的奶奶告诉我，“孙子，你妈带着弟弟修水库了，临走前两夜没合眼，为了腌两缸萝卜和白菜，怕我们雨雪封门没吃的。”我的心头如刀割一般难受，我哭了很久。
第二天，我匆匆返校，又特地路过水库，想再看一眼母亲，突然见到人群中间跪着一个赤着身子的人，有个工头一样的人手拿皮鞭，正用冷水从他头上浇下去。听旁边人说是误了工，我吓坏了，心中默默祈祷母亲不能受这样虐待。正在万分焦急之时，一个远房的姑父跑过来对我说，母亲平时为人做好事，现在被安排在食堂里做饭，我心中才松了一口气。
母亲是头年初冬去水库工地，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家的，整整五个月里，她不止一次在夜里一个人摸着黑路赶回家，帮卧床不起的奶奶洗衣换被，整理零乱不堪的家。每次回来她都要忙上一夜不合眼，又在天亮以前赶回工地。母亲是冒着赤身浇冷水、罚跪被打的危险啊！那时的母亲已经瘦得像纸人一样，整个身子像霜后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奶奶卧床不起已几个月了，母亲一放工回家就要料理病榻上的奶奶。临终前的奶奶，用细微的声音对妈妈说：“儿呀，你是好媳妇、好儿子，娘对不起你，这些年都苦了你，我死后会保佑你的。”她把平时舍不得穿的紫布棉袄留给了母亲，喘着最后一点微弱的气息，翘起自己的小脚，看着妈妈给她做的一双紫红色布鞋，满意的对妈妈说：“我这样走了，就没什么遗憾了。”奶奶临终前不曾提到远在劳改不能给她送终的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当然是怕母亲伤心。她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母亲知道她饿了很久，意会言传，急忙到几里以外一个小烧烤店买来一小盆牛肉（那时没有猪肉，到处都有死牛）。奶奶一生从不吃牛肉，然而临终前为了母亲，她吃了。
1961年，食堂开始解散了。在一个午收的傍晚，我和往常一样放学回家。眼见天渐渐地黑下来，乌云像潮水一样翻滚、汹涌，远近山川树木被黑暗吞没，蜷缩在角落里的弟妹们都瑟瑟发抖，我找不到母亲。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我猛地冲出门，拼命呼喊母亲，任倾盆大雨倾泻着，我扑向前面的小树林。母亲，你在哪里？一道雷电闪过，我看见有个黑影在蠕动，母亲在这时候瘫倒在滂沱大雨中。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上前抱起母亲，背到肩上，她几乎奄奄一息。雨，像发疯的野兽挡住我们的去路，周围黑得像锅底一样，仅凭一道电光闪过，我才能向前挪动几步。突然一个踉跄，我们同时滚进齐腰深的水沟里。一种求生的本能让我再次背起母亲，而当我的母亲躺到床上时，已经不能说话，手却指着自己腰间紧裹着的半途拾来的几大把麦穗……
1961年夏天，父亲终于刑满释放，我们兄妹也都长大了不少，一家人似乎缺月初圆。母亲终于靠在这个“反革命”男人的肩头，短暂的歇息，几乎让她昏迷过去。但时局总是阴暗不定，转眼又是一场惊涛骇浪。文化大革命又把我们家推向又一个苦难的深渊。我的母亲，自嫁到王家来之时起，就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好日子。
当我32岁失去妻子的时候，我那最大只有6岁，最小才1岁的三个孩子都是母亲含辛茹苦一手喂养，浆洗缝补，抚育他们长大成人。母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她仍不辍劳作，刷锅、洗碗、做饭、带孩子。她真正象一只老蚕，吐尽最后一口丝，便羽化成仙了。
我只有在母亲身边，才有一种依托和安适感，哪怕受了委屈和不顺心的事，即使能在她身边叹上一口气，心中也就无比轻松、舒畅和欣慰。现在她去了，我感觉失去了依赖，也失去了我叹气的地方，只剩下梦醒时脸旁滚落的泪珠……
我的亲爱的母亲，您一路走好！
（发表于《新青年》05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