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企业的逆向选择机制及外部负效应
1、企业的惰性依赖和逆向生存选择机制。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对政府、对国家银行的惰性依赖思想根深蒂固。资金不足向上级主管部门、向银行伸手,经营亏损时矛盾上交,把责任推给国家,自身则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多数企业缺乏长远规划,只消耗,不积累,疏于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很多产品的性能、质量和技术含量指标数十年一成不变,与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极不相称。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占用了绝大部分社会资产和银行贷款,拥有最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员,享受诸多政策优惠,却依旧业绩平平,一潭死水,产出的却只是GDP的一小部分,只提供了1.1亿人的就业;而民营企业一没有政策优惠,二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然而却积极进取,一派生机,贡献了GDP的50%以上,为2亿多人提供了就业。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习惯于一手要资金,一手要市场的惰性模式,躺在国家和银行的怀里吃大锅饭,产权重组以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惰性依赖的思想观念,企业的经营仍然寄希望于作为大股东的国家或政府,国有企业经营者仍然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思路滥用和侵吞股东财富,产权股份化改造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乃至有人把国有企业喻为“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股民”的大黑洞。
国有企业这种特殊制度存续多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国有企业畸形的生存选择机制: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工人,都依靠论资排辈,拉关系走后门提升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是依靠实力的竞争与较量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使人自然而然地把更多的精力与财力投资于疏通关系,铺垫仕途,不投资于钻研业务,提高素质。
2、企业的惯性低效与逆向投资选择机制。
国有企业参加的集团交易多以回扣或提成等非市场因素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体现为回扣竞争而不是产品质量、性能的竞争,形成了国有企业特殊的投资选择机制:国有企业的采购多选择质次价高的产品和要素,而把优质、廉价的产品和生产要素排斥在外,为国有企业经营失败埋下了隐患。这种畸形的投资选择机制和生存选择机制必然导致国有企业优先选择高成本投资和低能力管理人员,使企业在投资选择和人才选择方面都存在低效率,而当国有企业被市场选择时,得到的回报只能是低收益。
由于这种低收益并不妨碍经营者的短期利益(租金、在职消费,侵占国有资产等),因而可以长期存在,甚至国企的低效正是管理者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的产物,这就是所谓“富了和尚穷了庙”的原因。所以,只要这种个人利益激励存在,国有企业就存在惯性低效率。
3、国有企业制度的外部负效应。
首先,腐败与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钻政策的空子,打制度不成熟的擦边球,趁产权重组、股份化改造和上市融资之际弄虚作假,偷逃债务,侵吞国有资产和股民资金的现象屡见不鲜。国有企业成了众多有政治心计的人千方百计套现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的腐败温床,成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设租寻租的平台。到目前为止,破获的贪污腐败案件绝大部分与国有企业有关。国有企业豢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成为腐败现象的重灾区。
作为腐败横生的必然结果,国有企业也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巨大缺口。由财政部出资1.3万亿元按账面价值收购的国家银行不良债权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债务,而受财政部委托清理债权的资产管理公司目前的资产回收率不足30%;政府批准的债转股金额超过4000亿。就目前情形看来,企业按规定赎回股权基本无望;加之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压价出售等内幕、黑幕交易,导致国有资产贬值10-50%不等。不言而喻,国有资产成为“内部人”以各种方式争食的“唐僧肉”,流失的总额惊人。
其次,在经济领域引起更多的市场失灵。政策优惠、政府补贴和市场壁垒等差别性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扭曲效应,如对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市场保护、税收倾斜等优惠政策造成企业之间、行业之间苦乐不均,要素报酬不平衡现象;以租金为引导的集团交易扭曲了价格信号,助长了不正当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目前,政府监控的601种商品中,有80%供过于求,不得不说是资源盲目配置的结果。这种状况阻碍了市场机制的顺利形成,降低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在全球市场化的背景下,将增大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风险。
再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持续激励效应,这种激励是由国有企业的制度结构派生的,影响了几代人,在这些人的思想观念中根植了平均主义、惰性依赖心理、逃避竞争和得过且过思想。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在混合经济的背景之下,这种观念与新时代的积极进取、竞争拼搏、多劳多得的新文化相撞击,产生了畸形的社会经济效果:为官者贪污腐败,不劳而获,为民者溜须行贿,投机取巧,在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取向方面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二、制度困境:持续的寻租激励
1、租金是制度缺陷的产物。
租金最初产生于对特殊资源的占有,如土地的所有者可以拥有地租。如今,租金的意义已经被拓展为拥有特权的人们的一种特殊利得。特权就是超市场的力量,一些人拥有的利用资源、处置资源的权力不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有关主体自主交易获得的,而是外在力量赋予的,使得资源出现特权交易与市场交易两种价格,两种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租金。特权阶层通过控制特权交易的价格来控制租金的大小。寻租机会在计划经济和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十分有限,而在转轨经济中则普遍存在,主要是计划经济遗迹和市场化环境之间摩擦的产物。
有两方面的因素可以最终促成寻租行为:一是强烈的寻租动机,二是低成本的寻租机会。寻租收益等于租金减去寻租成本,寻租成本主要表现为机会成本。寻租是一种代理成本,代理人是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只要代理人不是企业唯一的所有者,就会产生针对企业资产的寻租动机;特权的存在和市场结构的扭曲则产生了寻租机会,当寻租不易于被识破或往往难以追究(寻租低成本)的时候,人们就越发倾向于为了高额回报铤而走险。在现行的外部大环境和企业小环境下,国有企业各级管理者有着充足的寻租机会:内幕采购所得回扣;压价出售国有资产从黑幕交易伙伴处分得好处;利用国企招牌上市融资,将筹集到的资金转移经营、私分盈利等。其中任何一项收入都比守法经营的企业经理应得的年薪或股票期权收益高得多,加之追求这类租金不用付出艰苦努力,只要敢于冒违法乱纪的风险即可。所以,当充满寻租机会的诱惑和寻租暴富的示范时,提高经理报酬,给予股票期权,个人荣誉和道德说教在多数人的眼里都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