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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税吏就是个肥差。《红楼梦》里曹雪芹曾经借板儿他爹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上哪儿弄钱去？”可见，在清代人的眼中，税吏属于有钱的主儿。但是，跟刽子手和衙门里的捕快一样，税吏也在贱役之列，虽然位置重要，但地位低下，不但为正史所不载，连宗族修谱也把这样的人口排除在外，以免败坏门风有辱祖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纸上谈兵”的赵括他爹赵奢，曾经做过赵国的税吏，但那只是“兼职”；赵奢真正的出名还是靠带兵打仗。如果只是做税吏，他大概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但税务实是很麻烦的事。处理不好，小则入不敷出，大则亡国亡家。“辽饷”就使得庞大的明王朝处于两难境地，最终被“闯贼”破了北京，崇祯皇帝也吊死在景山的梅树上。而“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好政策，又因为形势的变化，不得实行，遂给了白山黑水那边的满清以可乘之机，让一对孤儿寡母夺取了中原的大好江山，汉人被迫做了几百年的奴隶。记忆不可谓不惨痛。 对英国人来说，北美殖民地更是关于税务的一个惨痛记忆。正是因为议会的一再加税而导致了北美十三洲的反抗，并最终独立建国。虽然南开的李剑鸣先生写长文论证殖民地的起义有着其内在的原因，但是如潘恩所说的，这决不是“情人之间的口角”，可以坐下来谈判解决的。 也因此，无论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对于税收总是格外尽心尽力。中国古代，从井田制到均田制，从租庸调到摊丁入亩，仅是税收的法规大概就够编几本百万字的大书了。但既然收税，必然要触及私人权益。怎样理顺公私权利的关系，实非易事。近代西方确立了“没有法律规定不准征税”的原则。著名法学家谢怀SHI 先生把这一原则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一起看做近代法制革命的两大胜利。而翻开西方法学史，为实现这一条，当时的人们也进行了很惨烈的斗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初，时任上海税务局长的顾准先生因为主张比较科学的“查帐征收”税款的办法，有悖上级所谓“民主评议”的政策，被目为“与党对抗”，打入冷宫，直到死去。税吏原未必就是美差，而税收却的的确确不是易事。 中国古代捐税压迫之沉重，中外少有。闰土的无奈更是近代中国税收历史最惨痛的一页。但在封建社会，对读书人似乎有些优待。唐时，著名诗人杜甫典衣换酒，不过，没有听说他有多少的纳税之忧。李白也很超然，整天游山玩水——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钱。不过，从汪伦请他玩了几天就要写首诗感谢来看，他也并不是过的真逍遥。明代有点特别。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公费”念书，没有交税一说。朱元璋的马皇后甚至还为在国子监念书学生的妻子们安排工作（《明史选举志一》）。但到了清朝，读书人也被雍正勒令“士绅一体当差”了。 今天，我们的政府总爱强调西方人民纳税意识之强，而国人则又无比羡慕西方政府为纳税人服务观念之强。我没有去过西方极乐世界，不敢妄言，但《君主论》作者、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先生，确曾数次因为欠税遭到传讯，幸得友人开脱才得以免受审判。当时，马氏全家七口都住在乡下，每天砍柴度日，过着“卖柴翁”的生活。他对友人感叹：“我不如死了好些”。（见商务版潘汉典译《君主论》“译者序言”）虽然他最终写出了四部学术巨著，成为著名的政治学家、史学家、军事家和剧作家。 今天的读书人应该可以避免这样的尴尬命运吧。
【作者简介】
张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副馆长，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