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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社会利益集团正在生成、成长并发挥作用。
本文不仅注重在传统体制和市场化改革初期不规范体制中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对政府决策影响研究，而且更加关注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正在生成、成长并发挥作用的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并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自为性社会利益集团大多虽尚不具备完备的组织形态，发展也不平衡，甚至还未获得合法性认同，但在反映民意、整合利益、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等方面开始有所作为。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基本状况
1.中国社会利益集团产生的基本背景和条件
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国实行政治上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单一的所有制模式，并推行事实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文化上“极左”意识形态的狂热和控制，同时强调，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是其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忠实代表，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局部”、“狭隘”利益的利益集团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当时人们虽然也承认，事实上存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但主要是指存在于“二元式”社会利益结构中的、政治化了的、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由于当时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由国家公共权力决定的，各群体成员利益不可能通过组团结社得到满足，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泛政治化”时代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仅存在自在的利益群体，而不存在自为的利益集团。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逐步形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甚至还出现了驻大陆台商利益群体、“买办”
者利益阶层。这些利益群体和利益阶层，正逐步形成特定“利益集团”，并不同程度地对地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同时，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执政党和政府不仅承认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正视利益集团存在的现实，而且还能够理性应对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甚至从政治上允许乃至支持公民组成利益集团。如在2001年12月，浙江省义乌市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就曾作出过“让外来务工者也参与乡镇基层政权建设”之决定，并允许和支持当选者代表外来务工者群体的权益。从相当程度上说，那些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自发、自觉生长起来的，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利益集团某些性质（如成立时的自愿性、自觉性，在利益表达中的独立性、自主性等等）的自为性行业团体，也是得到党和国家允许或支持的。
此外，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这使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公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加强，特别是“集团意识”的形成，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基础；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党和政府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发展，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宏观的政治条件和制度背景；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方便快捷，大大节省了利益主体的组织化成本，从而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些条件的聚合，使得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产生，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2.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基本形态和种类
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总体上说，大多并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部分有规范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多以社团、协会、商会、联合体（会）、委员会等形态存在。也有以帮派、行会等形态存在的利益集团。
根据不同的标准，本文对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态种类作如下划分：首先，根据其社会性质，可以把中国现有社会利益集团划分为合法的利益集团和非法的利益集团。
合法的利益集团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合法程序组织起来、得到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中包括农村中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和城市中的居委会，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团，以及那些本应成为代表其成员利益、按利益集团方式运作而实际不然的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一类是虽未经政府审批，甚至游离于政府管理视野之外，但其追求的是合法利益，如中国民间自发产生的公民自助组织、兴趣组织等。非法利益集团追求的是非法的利益，或者以非法的手段追求利益，如黑社会组织、帮会、走私集团、地下传销组织等。那些通过合法手段（制度安排、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等）维护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属于非法的利益集团，因为它们的利益具有狭隘性、排他性，它们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或集团外其他任何人的利益，它们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公众的认同。
其次，根据其组织化程度，可以把中国现有利益集团划分为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利益集团、组织松散的利益集团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
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分工，有特定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或以特定的方式追求利益。这类利益集团，既包括如村委会、居委会等村民（居民）自治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具有“准政府机构”性质的群团组织，工商联、足球协会等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各种行业管理协会，又包括已经形成较严密的直线制组织结构、制订了严格组织纪律的部分黑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利益集团中，有的具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机构，成员之间有一定的分工，有的则只是为着某个共同的利益目标，自愿、主动组织起来协同行动，如大量的集体上访群体。组织松散的利益集团虽然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或固定的组织架构，也没有明确的组织分工，但成员之间往往能够墨守集团内“潜规则”，必要时能够协同行动，各成员对其自身利益或共同利益的认知程度也比较高。此类利益集团主要包括那些暗藏在公共组织内的、相互庇护的腐败群体，以网络形式存在、或依托网络成立和运作的“虚拟利益集团”，以及游离于政府管理视野之外、纯民间化的利益集团等。非正式组织群体成员虽具有共同的切身利益，但并没有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有效地组织起来，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的利益诉求。有的甚至没有“结伙”行动，只是有为这种共同利益积极奔走、呼吁的利益代言人。一些积极呼吁党和政府重视、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专家学者，也可以视为如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外出普通务工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