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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距今4500-6000年，也就是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时期，中国天文学己有了一些发展，古籍中己有了简略的记载，虽不太确切但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因其中有些记载己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正是原始社会的晚期，人类文明还处在初级阶段.对自然界的认识较为蒙昧，特别是对“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茫然。但不管认识是否正确，毕竟要有一种认识。当时人们把“天”和人及社会看作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即所谓“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天是主导的，而人则是从属的，人的行为是要符合天意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天意。如能符合，做事能成，若不符合，会受到天的惩罚。因人们多是趋利避害的，所以在做一件事，特别是重大的事之前要做一番预测。他们相信，通过占卜可以得到天的信息。占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通过星象占卜是其形式之一。这就是星象学。它产生于日常生活的需要。
当然，预测某一事物的发展、变化，占卜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可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但这是现代人的方法，而原始人尚缺乏必要的科技知识，在他们的思维中还不能运用逻辑分析，也只能采用占卜的办法，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一时期，占卜盛行，作为占卜中一种的星占，更是倍受重视，从而有了专门的天文机构，既从事星占，又从事历法。河南省商丘市的火星台就是这样的机构，我们可称它是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台，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遗址。
火星台是中国的一处重要的天文遗址，在它身上蕴含着极高的文物价值。从时代上讲，它是5000年前的天文观测地点，是中国天文学的发祥地。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文明的发样地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的广阔地区，而火星台恰好在现今的河南省商丘市，地位更显得突出.
依据现在世界公认的观点:“天文学的发祥地就是文明的发祥地”。那么，可称火星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及祭祀，也是属星占的范畴。祭日活动，始于原始社会晚期，到了三代，只有统治者才有资格祭日，并成了统治者的政要之一。祭日的仪式很隆重，由天子主祭，公卿百官陪祭。通过祭日以祈求社会安定、五谷丰登。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现在北京朝阳门外的日坛就是清代皇帝祭日的场所。如果发生日食，则认为是不祥之兆。日食象征天子失德，政令有误。这时统治者应自责，修德，改变政令，使之符合民意，顺应天道。而民众对待日食，由于受星占的影响，一般都有恐惧心理。《尚书。脱征》中对仲康时发生的那次日食的描述很是生动:当日食发生时，人们不知所措，一片慌乱，以致触怒了统治者，认为天文官员没能预报，是失职行为，而将其杀掉。这种对日食的恐惧心理，在人们的心目中存在了几千年，从中也就反映出了星占对社会的影响。
这一时期，既造就了一批星占家，也在星占的方法及理论方面臻于完善了。知名的星占家们，在夏有昆吾:在殷商有巫咸:西周有史佚、袭弘;东周时，宋有子韦:郑有裨灶:齐有甘公、唐味;鲁有梓慎;赵有尹皋;晋有史赵、史墨;魏有石中。星占家们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夜观察星空的变化并作详细的记录。现在中国保存的古代天象记录在世界上是最多、最完整的，它为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真是功不可没。星占家们要随侍天子左右，回答天子对大政方针的咨询并随时向天子呈报天象变化所预示的征兆，成了天子决策时的高级顾问，职位显赫。
秦统一中国后，一场秦火，给文化的发展以一定的打击.但它并未殃及星占学，春秋战国时的鼎盛局面依然继续。
到了汉代，星占学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星占著作问世及一批有影响的星占家出现。
首先要提到是《史记·天官书》及其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前期的太史令，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向孔安国求教《尚书》。其父亲死后，他继任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读大最朝廷所藏的文献典籍，成了一位知识渊博的人学者。曾参与制订《太初历》的工作，并着手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