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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辟雍
imperial academy
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据古代一些经学家的解释,明堂和辟雍“异名同实”,又据各代修建明堂的文献记载和西汉末年长安明堂的遗址，可以肯定“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两种含义的名称。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象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源流和发展 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它们的基本形式都是在土台上建屋，平面呈井字形构图，相邻为九，间隔为五。但至今尚未发现这时期的明堂遗址。不过作为一种祭祀性建筑，它应当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中。考古发现的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遗址，方位正南北，方形,内有4根对称的柱子，柱子连线可划分成井字形构图。“大房子”面积很大，室内约120平方米,显然是氏族成员集会的场所。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又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的原始社会后期，氏族成员集会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祭祀与农业有关的神和自己的祖先。所以“大房子”可能就是明堂的最初形态。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祭祀已成为一种礼仪,“大房子”也变成了有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井字形构图符合数和形的和谐性与对称性，很便于体现祭祀、礼制内容的严肃性和神秘性，于是在“大房子”的构图基础上演变成《考工记》叙述的夏、商、西周明堂形式。 但其中的“夏后氏世室”，建筑尺度大大超过商和西周，而与汉代明堂接近，同时它的设计构图已很成熟，构造技术先进，可能是当时托名夏朝的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明堂在周朝是作为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有实用功能，同时也有体现周礼的象征作用。周礼是儒学推崇的最高典章，兴建明堂则是朝廷的重大盛举，汉以后的明堂形制也就成为经学家考证的重要课题。秦和西汉初年不重视儒学，没有兴建明堂。汉武帝独尊儒术，于元封二年(110) 在泰山建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1座明堂,据《史记》记载，它的形式是：“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估计这是一个对称的台榭式建筑。西汉末年王莽标榜恢复周礼,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长安(今西安市)南郊由大经学家刘歆设计了明堂辟雍。这座建筑的遗址已于1957年发掘出来，很明显地带有《考工记》明堂构图形式的遗意，是一座台榭式的建筑。但直到西汉末年，经学家对明堂只有简单的形式描述，如上圆下方,分为9室12堂,1室4门8窗等，而没有关于象征含义的解释。到东汉中元元年(56)在洛阳（北魏）新建明堂,才有了很明确的象征含义,它的形式仍是继承《考工记》以来的井字形构图的台榭式。两晋和南朝也建明堂,但完全舍弃了十字对称、井字分隔的台榭式形式,而改为一般的木结构殿宇。只有北魏太和十五年(491) 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造明堂，还继承汉明堂的形式。隋朝统一全国，几次议建明堂，著名建筑家宇文恺经过考证进行设计，还制作了模型；唐太宗、高宗又议造明堂，经过经学家们更详细的考证，终因各家分歧太大而没有建成。武则天垂拱三～四年(687～688)决心“不听群言”,“自我作古”,在她亲自过问下于洛阳建成了中国古代体量最大、形式最奇特的一座楼阁式的明堂；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拆去上层加以改建。 北宋政和五～七年(1115～1117)拆改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宫内秘书监，又按周礼建造了一座明堂。它既不是汉朝的台榭式，也不是南朝的大殿式，更不是唐朝的楼阁式，而是由几个天井联系的院落。东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已经非常完备，周礼中的明堂功能已由其他礼制建筑分别代替，以后各代的明堂，只是某种政治的象征而已。北宋以后各代均不再建明堂。只有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改建北京天坛，新建圆形大享殿（即清的祈年殿），曾经一度把它附会为古代明堂。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国子监正中新建一座辟雍，方亭外绕圆形水池，附会为古代辟雍型制。但这个辟雍是太学的别称，与明堂本没有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环水的一点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