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汉武帝刘彻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①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②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③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