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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综观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保队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世界各国保险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保险机构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特别是在衍生保险产品创新迅猛发展以及保险市场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急剧增长，潜在的保险风险逐渐显现，破产危机频频爆发。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世界共有6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其中美国占60％以上，欧州占10％左右。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仅就寿险公司而言，经营失败的数量达300多家。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寿险公司出现了大规模倒闭现象。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白1997年“日产生命”破产以后，日本先后共有7家寿险公司倒闭，给世界寿险业带来巨大震动。探析近些年来全球爆发的保险偿付能力危机，就会发现不能承担的高信用率即预定利率，资产风险过于集中，流动性差，缺乏风险管理的制度、技术和资本，缺乏全球性监管的有效措施是保险风险日益增强的深层原因。而保险会计体系缺乏透明度、保险业过度的信息屏蔽、市场约束力量薄弱是造成保险体系累积性风险，导致全球偿付危机的重要根源。增加保险运行透明度、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当今保险业运行与监管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加强和改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完善监管制度、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处于保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保险市场已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保险体系逐步与国际保险体系全面接轨，大量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迅速进驻我国市场，我国保险机构面对来自跨国金融集团的强力挑战，保险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提高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约束，提高保险信息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和参与国际保险竞争的重要条件。上市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多，保险公司业务的创新，保险公司对新兴技术的采用，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化、明朗化、公开化已成为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的一项强制性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如何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满足各方决策需要成为会计、保险、证券理论界和实务界愈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国外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文献综述和比较研究，对我国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现实的构想与设计。
按照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理论，信息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客观反馈，是对事物本质的传导，它具有事物自身反映的真实性、相关性和及时性。在不确定的现实环境中，经济主体的决策主要依赖于信息。所谓信息披露也主要就是传递信息计量的过程，并将信息计量的结果用一定的形式传递给外部信息使用者以便于他们决策。由于信息成本及公共品等原因，经营者一般不愿或尽量少披露信息，造成在经营者（信息供给方）和投资者与债权人（信息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分布的不均衡。更严重的是，因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可能出现市场欺诈和市场操纵，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信息供给方的行为，对于增强经济运行透明度、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市场运作的效率水平。
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从信息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信息是人们对事物了解的不确定性的度量，每一次信息的获取都是一次减少或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申农提出的信息可以用两次不定性之差来表示，即：I=S（Q／X）-S（Q／x‘）上式中，I代表信息，Q表示对某事的疑问，s表示不确定性，x为收到信息前关于Q的知识，x’为收到信息后关于Q的知识。该式表示的意思是，如果消息的内容是收到人已知的，那么该人收到消息后就不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定性没有消除或减少；反之，如果收到人对消息的内容事先并不知道，那么收到后就会引起知识的变化，不确定性就有所减少或消除。因此，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通过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处理和传递，才能消除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引发的事物不确定性，减少对系统内外部事物的不利影响。
（三）关于保险信息的不对称性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认为，保险公司中很可能存在着经营状况和道德操守欠佳的公司。在投保人或潜在投资人与保险公司交易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掌握的有关自身的信息远远多于交易对方。如果影响交易的信息不能够及时准确的披露，一旦保险公司经营困难或破产，将会给交易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市场上，不解决信息约束问题，完全依靠经济刺激并不能导致经济的最优分配。
（四）关于金融危机和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
对于金融危机与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金融学家纷纷提出了各种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前沿研究已将信息经济学及其信息控制方法引入传统的金融风险与监管领域，特别是引入信息披露制度，导致对传统金融业经营与监管的反思。1998年，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从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出发，分析了当代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认为其重要根源就是金融透明度差，过度的信息蔽障。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等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和诠释20纪末全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强调了在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封闭信息、过度保护、隐蔽实际财务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都对金融风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信息披露制度问题在金融风暴中凸显出来。
（一）美国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60号公报是专对保险业所发布的第一份财务会计的标准，该公报适用于公司组织的人寿保险业、财产及责任保险业以及所有保险业的财务报表一般目的所建立的会计与报表表达的标准。
同时，美国的信息披露状况还要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先后出台了多项关于保险信息披露的指引，其中，《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ICP）》中的第26条专门对保险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作出了要求：保险公司应披露的财务状况和面临风险的信息；披露包括财务状况、财务表现等定量和定性的信息；面临的风险和如何管理风险的情况及公司治理及管理；至少每年提供一次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对外公布；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披露符合要求。“安然事件”丑闻发生后，美国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萨班斯法案》，其中与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302、404和906条款，强化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强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并加重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欧盟国家
根据欧盟2003年的立法草案，所有已在欧盟国家上市的约7 000家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最迟应当从2005年开始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进行信息披露。《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保险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中的第4号《保险合同》。为了使保险公司在2005年能够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决定将保险合同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成果发布于2004年3月，主要对现行保险会计实务做出一定修改，第二阶段是由保险合同专家组对保险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视，帮助分析保险合同相关的会计问题。
尽管第二阶段涉及到对保险公司会计的具体确认与计量且目前尚处于讨论阶段，但是第一阶段所规范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已经明显改善提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另外，欧盟国家证券监管部门、保险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也纷纷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比如英国出台了《公司治理综合准则》。
（三）日本
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对保险信息披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本实施了较为完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为确立长期有效的保险监管体制，日本政府新建了日本金融监管厅，在金融监管厅下设保险部，要求监管不仅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更要对市场负责。因此，作为监管基础的会计、审计程序和报告应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只有如此才便于统一公平地衡量资产质量和运营状况。只有良好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监管的中立与公平，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透明和效率。为全力恢复市场对保险业财务报表的信任度，要求采用美国会计、审计标准，同时要求非上市保险公司必须履行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义务，进行同等程度的信息披露，接受相同的会计审计，并明确了保险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伪造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
（四）新加坡
新加坡对于保险信息披露的规范主要见诸于《公司法》、《保险法》和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ICPAS）颁布的会计准则（SES），上市的保险公司必须遵循SES的相关披露要求。新加坡保险管理局对保险信息披露的具体规范主要依靠一些指引性文件。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审查委员会发布的《综合保险业务与财务报告》分别包括公司形式和非公司形式的对外报告，同时还颁布了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的文件，保险监管机构也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
四、启示与建议
（一）信息披露制度既要努力与国际惯例趋同，又要考虑本国体制背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会计信息披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信息披露制度的国际协调化，其背后是保险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只有在统一、科学、严格的会计准则基础上，各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才能得到保障。但趋同不等于完全等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建立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要求其符合技术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考虑国家体制背景。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其中与保险公司相关度最高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合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规范了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列报。这些准则在根本实质上实现了与国际规则趋同，但同时又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把趋同与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国际会计准则对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重大保险风险的转移程度，而在我国新准则下，将“重大“两字移去，保险合同成立的要素主要看是否存在保险风险，不考虑保险风险转移的程度。又如，美国通用会计准则FAS60《保险公司会计处理和编报规则》第29条规定承保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并且根据相关保费收入的确认比例予以摊销。国际会计准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务操作中通常对保险合同（长期及短期）的承保费用采用递延摊销的方法。而在我国新准则下，承保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能递延。
（二）信息披露应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采取适当披露方式
通过1~2 1-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是信息披露产生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完全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直接自愿的信息披露是不可行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在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来选择所披露信息的条件下，会出于自身效益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而通过发布虚假信息、粉饰报表等手段掩饰其不良的经营状况。因而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减轻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误导、风险累积，提高稳健型保险公司的信誉，符合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初衷。1998年以来，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证实，过度的信息屏蔽和金融透明度差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这些国家中，缺乏全国统一的披露要求，缺乏单个金融机构的关键财务数据，缺乏对金融监管机构或公众提供不准确报告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缺乏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独立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者要区分健康与不健康金融机构常常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强制性信息披露对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内幕交易和信息误导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可能因此产生负面效应，如迫使公司公开本属商业秘密的事项，这样不利于竞争。所以，全然不顾信息披露的代价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充分披露，则可能严重损害当事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强制披露的信息与自愿披露的信息是相互补充的信息源，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进行适度的信息披露。一方面，政府通过重点加强有关披露的规则、制度的设计，制定最低披露要求、公认的会计和审计准则，逐步加强对披露行为的管束，以逐步明确披露的内容、格式和方法，强制公司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对于最低规定以外的信息，由公司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披露。
（三）应加强公司治理框架下信息披露建设，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
从以上比较分析显示，近几年来，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等国家提出了公司治理中信息披露的新规则，从各国法案来看，无一不强调了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衡的关系。可以说，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真实而全面的会计信息披露为参与公司治理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直接的信息来源，使得公司治理能够有效运作。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代理人”问题的存在，需要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即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
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规范会计行为，使真实、公允的信息的产生成为可能，从而可以使委托人正确评价代理人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减少代理人的偷懒行为和道德不良，降低代理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保险公司应充分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并采取相应对策实现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有效制衡和良性互动。在我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下，可以考虑在董事会下增设专门的“披露委员会”，主要由公司的法律、财务、审计等人员组成，具体包括总法律顾问、首席会计师、首席风险管理官、内部审计师等，负责考虑信息的重要性、及时确定对外披露事项；同时，在信息披露中增加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含量和实质内涵，强化对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的信息披露。
（四）应加强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的干预，完善保险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系统
信息披露制度与保险监管机构的整个监管战略和监管政策密切相关，而保险监管机构对信息披露制度的监督又是至关重要的。在实践中，美、日、新三国的保险监管机构对本国保险信息披露都非常重视，无不对信息披露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制度，并且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规范信息披露行为，从而提高了该国保险业的透明度。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的约束力不强，各经济主体缺乏内在披露动力。针对我国保险业缺乏透明度、存在虚假报告的状况，如何加强保险业的信息披露成为摆在保险监管机构面前的重大课题。因而迫切要求监管机构改革完善我国的监管体系，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制定相应的信息披露规范，促使保险业提高信息披露力度和质量。
事实上，中国保监会自2003年3月起相继颁布了有关偿付能力的信息披露规定，2006年2月7日颁布了《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试行）》，2006年12月7日又颁布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出台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规范，建立监管信息的电子化系统，提高信息管理的效率，不断提升保险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使信息披露向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最终建立以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为三大支柱的现代保险信息披露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