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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乞巧的“变俗”与“正俗”
史谭
七月初七称为七夕，民间乞巧当然应该就在此夕。可是，在民俗史上却有过七月初六入夜乞巧的事，而且时间延续多年，地域广及南北。宋太宗把它看作一件大事，竟至下诏令更定，仍以初七为七夕。
这个问题，曾引起古人注意。清初王士《香祖笔记》在叙明上述诏令后说，名七夕而用六，不知起于何时。博赡如王士，还是只能存疑，而所表示的疑问，又显然沿承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著于令甲。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且名为七夕而用六，不知何时以然。”王士也说是太平兴国年间下诏，而非如另一说所称宋太宗淳化年间；他的疑问表述为“不知起于何时”，与洪迈“不知何时以（已）然”语亦不异，可见他所依据的就是《容斋三笔》。
其实，明代沈德符对“七夕用六”的起始及相关问题有过说明了，只是王士并未见到或虽见而不曾注意，晚清俞樾《茶香室续钞》是称引了的：“明沈德符《野获编》云：江南李煜以七夕生，至期，其弟从益自润州赴贺，乃先一日乞巧，江浙间俱化之，遂以成俗。直至宋淳化间，始诏更定仍为七夕。然则七夕之用六夕，自南唐始。”末句为俞氏按语。南唐国主李煜（937－978）生于七夕，他在继位后，王室人员和群臣于此日贺寿，其弟李从益居润州（今镇江），因贺生辰须于初七日到国都江宁（今南京），就提前一天乞巧，江南、浙江民间便也照着早一天乞巧，不多几年竟代替旧俗成为新俗。这种情形似乎还由南而北影响到中南地区，李煜失国（975年）、“归为臣虏”以后仍然如此，以至宋太宗为之不安，要用政治方式干预，名义上是要恢复旧制，进行正俗，实际上自然是为了消除李煜生辰导致民间变俗的影响。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李煜降宋之初，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尽管有羞辱之意，但宋太祖知道他并无政治能量，并不想杀害他，只把他当作翰林学士看待，而在“烛影摇红”下兄终弟及继位为帝的宋太宗却对他不放心，总是提防着他，下诏更定七夕于前，又赐药暗害于后。李煜在东京（今开封）过“臣虏”生活，“时时以泪洗面”，又在所填词里写了故国之思，宋太宗因此忌恨，也不管李煜只是写情而非立誓，仍必欲置之死地。相传他借李煜生辰时机（当是公元978年）赐牵机药，服后即死。生于七夕的人当然不少，死于七夕的也是代不乏人，但是生日即是死期，这个概率极小；李煜以生日受赐牵机药，纵然不想服也不行。他之死岂是偶然，这个传说的可信程度应当认为很高。
李煜死于978年，亦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太宗下诏正俗更定七夕，应在此年七月初，若迟至淳化（990－994）年间，则其“耐心”恐怕等不到这么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