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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从传统到现代——并略及中日过年习俗异同的比较
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论文
程蔷
引言
过年，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风俗习惯，并且是一种继承性极强、最不易动摇泯灭的民俗事象。在今日中国，许多传统民俗节日已经或者正在消亡，至少日趋淡化或变形，唯独过年这个民俗习惯依然顽强而热烈地存在着——当然，它也有不少变化，并不是完全一仍其旧。①无论从文学研究，还是从民俗学研究的角度，这一与岁时节令、与全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民俗事象都令人深感兴趣。
本文笔者认为，作为民俗节日的“过年”，是一个包含着相当长时间段、一系列活动形式的完整民俗行事。它并不是如历来各种《岁时记》所述，或如通常所习称的那样，是仅仅从每年正月初一（即元旦）开始的所谓“年节”而已。本文所谓的“过年”，是要从大年初一开始的春节向前推，大致推到前一年的腊月下旬，从乡间普遍的祭灶起，经过除夕，跨年到新岁的正月初一，延至十五的元宵节（一般是到正月十七日）为止。这样，前后二十多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乡间老人或传统意识较强的人们心目中才算把年过完。过年的关键在一个“过”字，它指的是一个过程，这过程应包括把旧的一年送走，同时意味着开始新的一年，因此过年实乃联系两个年度而又兼跨两个年度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在任何民族和国家，尽管名称、具体活动及时间安排各有不同，但处于岁尾岁首之交的这个特殊节日，都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在中国更是如此。也正因为过年是个历时颇长的民俗节日，它才会有那么多的活动，那么丰富的内容，以致围绕着它的民俗行事，足以形成一个庞大的民俗事象群。本文限于论题，将只能涉及过年民俗的一小部分，这是需要说明的。
在地理概念上，本文以中国的过年为主。笔者籍贯浙江，长期生活于上海和北京，对这三地的过年习俗较有体会，故选用资料常以这三地城乡汉族的过年情景为主。但必要时，也涉及其他地区的情况，并拟根据自己的了解，试与日本的过年作一些粗浅的比较。
如前所述，无论中国的南方北方，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过年的行事都是非常丰富多样的，这里有大同，更充满小异。但按笔者的看法，过年行事尽管丰富多采，究其意义和实质，亦即文化内涵，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关过年者主体自身物质及精神需求的；
二是为调谐和加强现实人际关系的；
三是反映人天关系，也就是人与超人的神秘的天神和鬼怪世界关系的；
作此概括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描述过年纷繁复杂的民俗行事，也是为了便于分析一系列过年习俗的文化含义，并努力使这种分析较为深刻透彻。
文章的另一个内容是论述过年习俗的发展演变。这些行之数千年的民俗活动，至今仍有某些一以贯之的内容和形态，然而又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时代变迁，古老的过年方式、陈旧的过年内容和过年所投射于人们心理的影响，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意义等等，都不断地被打上某种新的印记。过年习俗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处于新旧杂陈、新旧交替的状态。这是这一民俗风习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也是它至今犹存的重要原因。 概括地描述这种变迁，并分析其意义，也是本文预定的一个内容。
由于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过年是迄今为止中国所有民间节日中规模和影响最大、与全体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本文也想在上面的论述之后，对中国当下的过年风俗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以使这一研究能对现实生活的改善有所裨益。
一 中国过年方式的回溯
过年这一民俗事象的起源，与进入农耕时代的先民们对四季、节令等时间概念有了初步理解和把握显然有关。先民们在日月寒暑、春夏秋冬、播种收获、忙碌休闲的轮换交替中，领略了时间流动和生活节奏的周期性，终于产生了“年”的概念。时间是无首无尾的漫漫长流，但“年”却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为概念，“过年”的想法和行事，便在“年”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发生了。关于“年”和“过年”概念产生的原因，学者们有多种解释。但对上述观点，中日学者有着基本相同的看法，笔者也是予以认同的。
从现存文献记载，还可以大致了解远古时代的过年方式——虽然这已不是它的最初形态。
中国古人特别重视每一年的开端，称其第一天为元日，或称元正、元旦，因为这一天具有“三元”之殊。正月一日，既是日之元，又是月之元，还是岁之元，是一个首屈一指、独一无二的日子。于是他们将这一天与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太平御览》引《书?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这里的“正月上日”、“正月朔旦”、“月正元日”，指的都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反复叙述的都是舜继承尧位、登基治国之事，是对远古无文字时代历史的追记。所谓文祖、神宗，均指唐尧，受终、受命指尧禅让帝位于舜。据孔安国注：舜为尧服丧满三年，决定在元旦这天正式登位执政，而在这之前就须先率领众臣到尧庙告祭。这当然并不能作为舜在元旦日登基的证据，也不能用来说明元旦祭祖的真正起源，但如把这当作元旦祭告祖先习俗的遗存和应用，应该是可以的。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也都惯于在元旦举行各种仪式祭祖和祭天、祭神，这在历代正史的皇帝本纪和《郊祀志》中多有记载。皇帝们自封为天人二间的联系者，在百姓面前，他们是天之子，代表着天意；而在上天面前，则是民之主，代表着下界众生。他们既以天子身份统治人间，又以万民之主的身份向上天负责。为了标榜并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他们在一年之中要多次与上天沟通——一系列祭祀仪典的真正涵义和目的，既是向上天致意，更是向万民昭显其特殊身份——而元旦的这一次应该是格外重要的。
普通民家作为地上的居民，也有与上天沟通的问题，于是，如后汉崔寔《四民月令》所言：
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挈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者皆致齐（斋）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谒贺君师，故将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是月也，择元日可以冠子。百卉萌动，蛰虫启户，乃以上丁祀祖于门及祖祢道阳出滞，祈福祥焉。又以上亥祠先穑以祈丰年。
这说明，在新年里，自元日起，民家同样有着一系列祭祀活动，祭祀的对象一是祖先，一是神灵，规模和次数也都不少，这些都具有沟通人天之意。原来，古人过年时，最为关注和重视的实在是自己与天、自己与神鬼的关系。他们的思想深处盘踞着“天人合一”的哲学（不一定表现为理论形态，但在朦胧的意识中深信不疑），以为冥冥中有上天与神鬼在监护督察着地上的一切，所有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都跟天的意志，跟神鬼的干预有关，而地上人们的所作所为都会被天上的神明所注视，而且上天会因此作出这样那样的反应。他们渴望获得上天和神鬼的佑护，至少不被加害，除了平日多多积德崇善以外，到了过年，第一要紧的事是对祖先和整个冥冥世界，从天神地祇到妖魔鬼怪进行祭拜和祷祝，感谢一年来所得到的恩泽，以自己的诚意感动神衹鬼怪，祈求明年更多的关照。看看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对元日至月末种种行事的描述，对此便能获得深刻的印象：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帖画鸡或斵镂五彩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餳，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又以钱贯系杖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綵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正月未日夜，芦苣火照井厕中，则百鬼走。元日至于月晦，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会，行乐饮酒。晦日送穷。
燃放爆竹是为了驱逐山臊（或作山魈）恶鬼，帖画鸡、挂土鸡，造桃板，绘门神，以及用芦苣火照井厕，同样为的是阻挡魑魅鬼怪的侵扰，就连老少长幼的饮食佩带都与防邪避鬼有关，“却鬼丸”的名字，更使此意显露无遗。上述可称为对抗抵制的一手，另外还有拜恳祈求的一手。例如用钱系于杖脚投粪扫上，以乞求如愿；作豆糜加油涂于门户，以媚蚕神；以及迎赛紫姑，以占卜和祈福。如愿、蚕神和紫姑，都是民间信仰的善神，紫姑在成神之前还是一个有着人间悲苦遭遇的女子，她们对人没有恶意，还肯于助人，人们也就对她们颇怀好感，所以她们虽然现在也属异类，但民众采用友好的祈求态度对待她们。
中国民间的祭祀祷祝活动，在所谓“四时八节”中很多很频繁，但与过年有关的此类行事带有总结前一年、开启下一年的意思，这是平日的同类活动所不具备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过年有关的总结性祭祀祷祝活动并不仅存在于新年的正月初一，而是早在上一年的腊月就开始了。这也就是笔者要把过年这一民俗节日推前到腊月的理由之一。
腊月的民俗行事很多，人们最熟知且至今犹存的是煮腊八粥。如果因为腊月初八距年终尚早，这还应算是腊月民俗的话，那么，越接近年底，那些民俗活动的意义就越与过年相关。到了腊月二十四（或二十三）的祭灶，就完全应算是过年行事的一部分了。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39引《岁时杂记》说到：“旧俗以为七祀及百神每岁十二月二十四日新旧更易，皆焚纸币，诵道佛经咒，以送故迎新，而为禳祈云。” 而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腊月有“景龙门预赏元夕”的风俗，而且把腊月二十四称为“交年节”。交年，即新年旧年相交之意：“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又云交年日以后，京师“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之行帖子，卖干茄瓠、马牙菜、胶牙餳之类，以备除夜之用。” 这说明在宋人心目中腊月二十四就已是新旧年交替的日子，从此时起，就该进入过年阶段了，祭灶、掸尘、驱傩和购置年货，就都属于过年的关目。
至于除夕（亦称岁除），转天就是正月初一，是新旧年交替的最后一日，也被看做是新旧年相重叠的一日。除夕最重要的习俗是全家团聚守岁，此日一般从午后开始，就陆续悬挂祖先遗像，摆开香烛供品，傍晚行飨祭仪式，然后阖家聚餐。人们有意把除夕变成不眠之夜，让它与元旦连成一体，实际上也就把过除夕当作了过年的开端，过年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上，除夕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元旦。自古以来，所有在外奔忙的旅人，若说要回家过年，无不是指在除夕夜之前（而决不是大年初一）赶到家中，就强烈地反映了这种意识。
古代腊月的民俗行事，除祭灶外，还有种种驱儺活动。请看《岁时广记》所搜集的有关资料：
有司儺：《论语疏》：“儺，逐疫鬼也。为阴阳之气不节，癘鬼随而作祸，故天子使方相氏黄金为四目，熊皮为帽，作儺儺之声，以驱疫鬼，一年三遍为之。故《月令》‘季春命国儺’，‘季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注云：‘此月有癘鬼将随强阴出害人，故旁磔于四方之门。磔，禳也。”
乡人儺：《论语?乡党》：“乡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阶。”晦庵注云：“儺所以逐疫。《周礼》方相氏掌之。儺虽古礼而近于戏，亦必朝服而临之者，无所不用其诚敬也。或曰：恐其惊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这是从驱儺的主体（官方还是民间）来区分的。皇宫中的驱儺另有殿前儺、大内儺之分。而若从被驱的对象来说，则有所谓驱鬼儺（疫鬼、瘧鬼、魍魉蜮鬼），埋祟儺等等，名目虽有不同，对象其实就是鬼祟而已。归根到底，儺事活动的目的，是在于驱逐为害人类的种种鬼蜮，以保证人类正常健康地生活。
以上所举出的过年民俗行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活动的目标都是指向人所不能掌握、不能控制的异己力量的——上天也好，神明也罢，鬼怪疫祟更是如此，它们都外在于人，不为人的意愿所左右，偏偏其所作所为却又与人的命运有极大关系。所以，人在过年这个重要时刻，不能不采取种种措施，与它们沟通，向它们传递信息，把自己的要求和态度显示给它们。祭祀祈祷，拜迎恭送，挂桃符，贴门神，点燃爆竹，表演驱儺的化妆舞蹈，等等等等，态度或庄严肃穆，或嘻笑怒骂，或以虔诚祈求为主，或代之以强烈的抗争，种种行事，动机只有一个，就是争得和维护人的利益。
古时过年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官方的朝会和乡间的互访，继承演变至后世，便是习称的拜年。
关于古时元旦朝会，正史记载甚多。这里引用宋末人周密《乾淳岁时记》的资料，可以看得更为具体些：
朝廷元日、冬至行大朝会。仪则百官冠冕朝服，备法驾，设黄麾杖三千三百五十人，用太常雅乐，宫架登歌。太子、上公、亲王、宰执并赴紫宸殿，立班进酒，上千万岁寿。上公致辞，枢密宣答，及诸国使人，及诸州入献朝贺，然后奏乐进酒赐宴。……上服幞头玉带靴袍，先诣福宁殿龙墀及圣堂炷香，次至天章阁祖宗神御殿行酌献礼，次诣东朝奉贺，复回福宁殿，受皇后太子皇子公主贵妃至郡夫人内官大内以下贺。贺毕，驾始过大庆殿御史台阁门，分引文武百僚追班称贺，大起居十六拜，致辞上寿，枢密宣答，礼毕放仗。是日后苑排办御筵于清燕殿，用插食盘架。午后修内司排办晚筵于庆瑞殿，用烟火，进市食，赏灯，并如元夕。
这里描绘了元旦朝会君臣各自的活动，包含了一系列繁琐仪式，而究其实质，则不过一是君臣的节日聚会，群臣也就顺便聚会了；二是皇帝赐宴，也就成了群臣的聚餐。这就是官式的拜年，是现代“团拜”的远源。这种官式拜年与广大民家的拜年相比，规模气派虽有天壤之别，性质却实在并无二致。如果非要寻找异处，则民间尚有君臣之间不可能有的互相走访问遗之举——大抵是年幼者、官卑者登门叩拜长辈或上司，至于乡间，邻里戚属相互拜年馈遗，则更自由得多。
过年的聚会和拜访，出于人类群居生活的自然要求，有着加强和润滑人际关系的实际功用。人们之间，若双方平时关系就不错，得此聚会互访及相互馈遗后，关系当更亲密；若平时关系疏远淡薄，甚或有所扞格，那么通过过年的交往，矛盾或可和缓化解，至少有了进一步对话的可能，这对双方也都是有好处的。过年习俗中包含的这一内容，在历史演进中虽方式有变，但大体延续下来，并至今不衰，显然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有意选择。
如上所述，过年的民俗行事首先是指向神灵世界的，其次是指向人际社会的，而这两个目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自身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然而，过年毕竟又是一年一度每个人盼望甚久的节日，过年的民俗行事不能不更多地考虑满足每个人当下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实际上，过年习俗中无论是指向神灵世界，还是指向人际社会的行事中，全都包含着人们自身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在内，也就是说，那些行事的目的和功用本来就不是单纯的，而是复合的。
祭祀和供养固然都是针对神灵和祖先的，但那些祭品和供物，在仪式中被神灵和祖先享用过以后，实际上绝大部分还是由祭祀者、供养者所消受。崔寔《四民月令》所记正月初一“躬率妻孥，挈祀祖祢”“进酒降神毕”，便是阖家老小团坐于先祖之前，由小辈“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也就是说，开始了新年聚餐。除夕的年夜饭，名义上也需供奉祖先神灵，而在仪式之后实际品尝的却同样是在世的人们。就连皇帝举行过隆重的新年祭礼和朝拜仪式后，也还要摆出丰盛的筵席招待群臣。整个过年期间，神灵们固然不断得到形式上的祭祀，而真正获得“牙祭”之福的，则是辛劳了一年的人们，特别是盼过年的孩子们。过年了，能够穿新衣，戴新帽，能够吃上比平时丰盛得多的食物，这是许多人，不仅是孩子们，都在衷心期待的。由此可以想见，腊月以来对年货的认真准备和采买，与其说是为了祭祀神灵，倒不如说是出于多少满足一下自己口腹之欲的潜在心理。
释放平时聚集的精神疲劳、焦虑和种种心理压力，以获得心灵上哪怕是短暂的解放和愉悦，也是民众渴望过年的一个深刻动因。与所有的过年民俗行事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的娱乐性活动。比如驱儺，本来是面对鬼怪邪魔的一场抗争，有它独特的严肃性紧张性，其所用的假面、衣饰和整个的化妆舞踊，本是为了加强抗争的力度，达到成功驱儺逐祟的目的，然而，这一切却同时成为一种文艺甚至是文娱的演出，驱儺变成了一种有声有色的戏剧，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赏者，都从中获得用其他方式难以得到的精神亢奋和激动。又比如，点燃爆竹，本意在于驱赶“山臊恶鬼”，可是那突发而震耳的巨大响声，不是同时也给燃放者以情绪的振奋和快意的享受吗？于是放爆竹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放烟花，就逐渐演变为一种令人惊喜的游艺和游戏。从这个角度审视过年期间所有的民俗行事，无不能够发现其深层隐含着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心理欲望的内涵。
最能说明过年民俗行事这一性质的例证，无过于正月十五开始的元宵节（古代又称上元）。如果说此前的种种节日行事，均程度不等地含有民众自娱的成份，但因终究要保持祭祀祷祝的肃穆形式而有所拘束，未能让人们彻底放松和充分宣泄积郁的心理能量的话，那么元宵灯节乃是过年期间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次纵情欢乐、释放能量的机会。中国古来没有西方某些国家那样全民放纵的狂欢节，唯元宵节差堪比拟，不妨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狂欢节。
笔者在《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一书中，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引用了《隋书》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隋朝时元宵节的盛况。那是御史柳彧一篇奏章对当时元宵节的描述，他的用语充满否定意味，目的是要求朝廷对过分热闹的节日活动加以限制：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袨服靚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资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
所谓正月望夜，乃是元宵节的第一天，此夜不但京城都邑，就连外州偏僻之地，也是一片欢腾。人们不分男女，从家中出来，呼朋唤友，结伴到大街赏灯游玩。官宦或豪富人家，临街搭起高大的席棚，张开考究的帷幕，棚内陈列着美馔佳肴，还有庞大的乐队在演奏。他们全家老小，包括女眷，穿戴着亮丽的服饰，乘马坐车来到街棚，以致大街上车水马龙拥挤不堪。这些富贵人家之所以竭力显示豪奢，除了图享受外，实有暗中斗富的意思。此时，灯彩燎炬将大街照得通明，锣鼓音乐之声喧天。各种倡优杂技和奇形怪状的化妆舞踊，就在当街表演。狂欢的人群是各色人等都有，就连平日难得上街的妇女和只在寺观修行的僧徒道众，也统统跑到街上，汇入狂欢的人潮。柳彧把这一切叫做“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显然，他是看不惯这种不分贵贱内外，男女缁素混杂的局面的，殊不知这正是狂欢节的景象。柳彧上书要求禁止、约束元宵的狂欢，直到隋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到了唐代，元宵的狂欢程度有增无已，连皇帝后妃都参与了进来。
据唐史记载，上元节是一年中唯一撤除宵禁，允许百姓狂欢的日子。唐中宗与皇后曾于景龙四年（710）的元宵节一连两天微服观灯，并幸驸马韦安石府第。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夜，破例允许宫女数千人外出看灯。次日点检人数，竟有不少逃亡不归。后来唐睿宗（时退位为太上皇），在先天二年（713）上元节，也曾一连三天御安福门观灯，并出内人（宫女和宫中乐妓）连袂踏歌，纵百僚同观。其时，另有宫女数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并选长安、万年两县少女、少妇乃至使婢妓女千馀人，穿戴打扮每个人要花费三百贯到万钱不等，让她们于灯轮下踏歌表演，三日才罢。
宋代国力虽不如唐，但生产和经济却更发达，过年，特别是元宵节就更热闹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此有详细描述。兹稍加摘录以窥一斑：“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馀里。击丸蹴踘，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吞铁剑，李外宁药法傀儡，小健儿吐五色水……更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其馀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如此众多的艺人争相献艺，这时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热闹状态可以想见。宋徽宗更打出“宣和与民同乐”的招牌，成为东都元宵乐事的总策源者，于是皇亲国戚、达官权豪纷纷搭建綵棚，张灯奏乐，老少男女全都上街观灯。各大寺庙也开放迎客，既烧香拜佛，又布摊买卖，更设场演艺。整个城市撤除夜禁，到处是綵山与灯山争辉，百戏与杂剧并陈，内教坊乐人登上露台演出，“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就这样一直狂欢到十九日才算“收灯”。 至于明清时代，元宵节的性质大致仍然如此。
元宵节的狂欢民俗说明什么呢？笔者在《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曾作如下分析：
在唐人看来，一年到头平淡无奇、缺少情趣的日子还是太多了，他们就是要用各式各样的节日来打破平凡，打破庸常，制造气氛，掀起高潮，并从中获得乐趣。在新春伊始的元宵佳节，他们要暂时忘却生活的艰难辛酸及一切烦恼和不如意，暂时抛开现实中官民分野、利害冲突，在节日喜庆所缔造的有限时空和文化氛围中，尽情地玩乐，尽情地享受，享受他们平日所不可能享受到的一切，而归根到底，那就是自由；帝王后妃走出皇宫，是为了寻觅平日没有的自由；平民百姓、文人士子甚至和尚道士与从无机会外出寻欢的宫人女子、良家妇女，这一夜在街头可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地尽情玩乐，这更是一种身心的解放，是他们内心极端渴望却难以得到的自由。节日的狂欢，给所有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舒泄郁积于体内和心灵深处的欲望和能量，让他们进入忘我之境，却因此而发现自我，体验到人之为人的权利，品尝到人之为人的滋味。经过这“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的三天，人们的体力和心灵都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社会生活遂得以在正常轨道上继续运行下去。
这话本是针对唐人而言，但实际上对其他时代的人也适用。不仅是过年，一年中其他许多民俗节日，其意义和作用也存在这种复合性。尽管许多节日的成立和设置，本来各有自身的原因和理由，但过节的人总会从中发现或利用它成为现实享受的机会，只不过过年这个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节日，在给予人们物质精神享受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比其他节日更为突出而已。于是，这里就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一系列节日民俗逐步地由“为神而行”变为“为人而行”，节日给人以物质消费和精神享受这层含义不断地增长着，而原先的祭祀祷祝性质则日益呈现淡化趋势。
二 日本过年习俗略窥
日本的过年习俗也是十分丰富多采的，许多方面与中国有着相似之处，而论其保持传统的成份，似乎尤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将中日过年习俗做些比较，是一件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事。可惜笔者没有在日本过年的经验，缺少亲身体会。这里的比较只是从书本阅读获得的一点粗略了解出发，而且，因为时间和能力的限制，阅读和理解也都很窄很浅。对于笔者下面文字的浅陋，真诚地敬请原谅；其中若有谬误，更请不吝指教。
虽然元月一日才是过年的正日子，但实际上并不是从元旦才开始过年，而是从上一年十二月下旬就进入了过年的前期或预备期，所谓过年，其实要包含大约二十天左右的一段时间。这一点，在中日两国的古代是基本相同的。现在由于国定假日的制约，过年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了，但年假依然是一年中最长的假期（要连续七、八天，往往年假一结束，隔一、二天又会遇上周末），而且假期总是横跨两个年度，即从元旦之前就已开始，这在中日两国也都一样。事实上，无论中日，在有些老辈的意识中，过年的准备期开始得比腊月下旬还要更早。
东京的今井荣先生（1901—1961），父子两代相继担任东京都墨田区（原东京府下南葛饰郡寺岛村）著名的白鬚神社社掌和宫司，今井荣后来还是高木神社和长浦神社的宫司，在他所著《墨东岁时记——江户下町的生活与行事》一书中，就很明确地说：“在江户时代，迎新年的准备，从年末的十二月八日就开始了。”和中国一样，这一天，有用小豆、山芋煮粥吃的习惯。多数人家过几天（十三日）就会给老师发工资，让他们回家过年。岁暮时节，日本还有亲朋间相互馈遗赠答的风俗。金井荣为了说明年终时节一般人的心情，还特意引用了宝井其角和大高源吾两位此时用俳句所做的对答：
“时光飞驰，水波流逝，我的生命呵……”
“等待明天早晨吧，那个梦中的宝舟。”
随着年终的迫近，人们感到光阴飞驰，生命消逝，于是一位未免发出叹息。另一位则安慰他在新年里做个好梦，梦见日本人非常相信的那艘宝船。 这里涉及日本的一种风俗，即认为正月里枕着“宝船绘”入眠，如能在一年之初，尤其是年初二做梦（所谓“初梦”），梦见宝船，那是大吉大利的事。所谓“宝船绘”乃是一种版画，画上印着一条船，船画得很质朴，重要的是船上装着米粮袋、银箱、砂金袋、鯛鱼、童话里的万宝槌和隐身草，当然还有许多金银财宝，也有把七福神的形象画在上面的。江户时代的宝船绘，以画有七福神的为多。年末岁初，东京街上到处是叫卖宝船绘的小贩，买的人也很多。家家都盼着做到吉利的初梦。如果真的做到了这种吉梦，就把宝船绘交纳到神社，由神社集中起来，用净火焚烧（从前是把宝船绘埋于土中或投于江水），这样，福气就会来到，而一切恶梦、厄运和灾难，就被送走了。
虽然具体做法不同，但在过年这段日子里，人们始终关注着同祖先和鬼神的关系，通过各种方法与祖先和鬼神沟通，向他们致以敬意，表达愿望，希望他们给予护佑，这也是两国过年习俗共有的重要内容。
在《江户东京岁时记》这本书中，作者记述了江户时代（1600—1867）东京的正月风俗，其中就说到年初拜祭七福神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所谓七福神，指惠比须、大黑天、毘沙门天、弁财天、福禄寿、布袋尊、寿老人等七位神灵，他们分别与渔业、农业、商业有关，又与智慧、口才、健壮、寿命、官位、财富、家庭美满等等普通人最切身最渴望的事有关。他们分住在不同的寺庙中，一个人如能在新年里将七福神都拜遍，就可获得极大的福祉。江户时代，巡拜七福神的最佳去处有三个，那就是谷中七福神、山手七福神和隅田七福神。这三个地方的七福神，各分布在当地的一批寺院中，如谷中七福神，分别在今之清云寺（惠比须）、护国院（大黑天）、天王寺（毘沙门天）、不忍池弁天堂（弁财天）、东觉寺（福禄寿）、修性院（布袋尊）和长安寺（寿老人）等处，是江户最古老的七福神，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是它最兴盛的时代。山手七福神也很古老，分布在泷泉寺、大圆寺、觉林寺、蟠龙寺、妙圆寺、瑞圣寺等几个寺庙中，号称元祖山手七福神。隅田七福神在现在的墨田区内，分布在三围神社、多闻寺、长命寺、向岛百花苑、弘福寺、白髭神社（笔者按：不知是不是就是今井荣父子掌管的白鬚神社？）等寺庙和神社中，至今仍非常兴盛，每年正月都有许多人前往参拜，态度十分虔诚。这从该书中刊出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
过年参拜七福神的风俗，在日本至今不衰，而参拜的路线已不限于江户以来的三条。到1995年为止，得到确认的参拜地点，全国达到95处之多，在东京，像日本桥、银座、港区（麻布）、新宿山手、小石川、下谷、浅草名所、龟户、东海（品川）、池上、板桥、柴又、八王子、多摩（青梅）、调布等处都有，而且在东京以外的地方出现了新设参拜点的热潮。不用说，祭拜七福神的年事活动，也给有关寺庙带来了副业收入的大好机会。而且参拜七福神似乎已不限于过年的正月，而发展到更多的日子。笔者于2004年9月在日本偶看电视，还看到人们在东京浅草寺参拜七福神的场面，相当热闹，可惜镜头很短，看得不仔细。同年11月，笔者在京都著名的泉涌寺看到当地的七福神会，正在举行所谓“京都泉涌寺七福神授福巡游”的活动。日本的地方性地图，标出来的寺院神社很多。在街上随便走走，也常能遇到大小不等的神社。日本民众相当重视寺庙神社的保护，即使平常的日子，也会有人参拜，这一点给笔者印象很深。某日，笔者偶游名古屋的円顿寺，在附近一个以灵石著称的小小神社中，就看到好几位老人在虔诚地合十默祷，然后拍手拜石，施以钱币。神社虽小，却是坛坫整洁，旗帜鲜明，香火旺盛。这种情况与中国近年来在某些民俗节日，特别是春节期间寺庙祷祝风气的回升，似乎有某些可比之处。中国直到近代，寺庙祷祝之风仍盛，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略有控抑。文革十年，寺庙受到巨大冲击，祷祝活动几乎绝迹。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此风复炽，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不但许多被毁的寺庙得以重修，在不少风景点甚至新修（或扩修）一些寺庙，求拜祷祝之人长年不断。其直接的原因一是对文革压抑的反弹，一与旅游经济的考虑有关，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出于人对自身命运的关切，对于较好处境的渴求，特别是当人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自己的命运已非绝对无望，而是出现了某种前景，却又难以把握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更加迫切而虔诚地向信奉的神灵祈求。把自身命运寄托于神佛的佑护，自是迷信，但民众还是需要以此慰藉和安定自己的灵魂。中国民众的求神拜佛与日本民间在新年或平日对七福神的参拜，于人类的一般心理上，应是相通的。
以往日本春节除了有向七福神祈祷的风俗，还有祭拜祖先的传统行事。大平与兵卫于天保十年（1893）所写的《农家年中行事记》， 记述了东京以外地方普通农家正月拜祭祖庙的情况。书中说：正月元旦，吃过杂煮饼之后，一家之长就和长子一起去拜谒先祖墓所在的菩提寺。在这一天去菩提寺向祖先作新年问候，是此地自古相传的风俗。在另一位17—18世纪日本乡村居民的日记里，也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将在下文举到该日记时一并引出。
关于新年祭拜祖先，中国的习惯与日本有同有异。同的是在整个新年期间必有祭拜祖先的行事；异的是在具体时间和方式上。中国大都是在除夕的年夜饭前供祭祖先，此时，全家人（直系亲属）已尽可能聚齐，在除夕下午、晚饭之前，需向祖先（灵位或画像）奉上食品酒菜，以一定的仪式向祖先表示敬意和问候，祭奠完毕后，一家人才围坐着开始吃年夜饭。同时，中国的新年，特别是正月初一，习惯上以向老辈拜年和走亲访友为主，一般没有到寺庙或祖先坟茔拜谒的做法。
虽有种种具体差异，但笔者认为，古来过年习俗的首要方面，表现出人渴望在此时与神灵鬼怪有所沟通的愿望，既向保佑他们的祖先和善神感恩致谢，也向威胁和危害他们的恶神鬼怪做出抗争驱赶的表示。从根本上说，两国民俗的涵义和精神是大同小异的，不仅古代如此，现代也还如此。
此外，两国相同的还有在新年的准备阶段，家家要打扫卫生，人人要洗澡净身，以及开设市场，供人采买年货等行事。在日本，寺庙要闭门清理扫除，然后重新开放。著名的寺庙，如东京的浅草寺同时又成为一个极繁荣的市场。在十二月的十七、十八两天，有浅草观音的年市，观音堂前有开运大黑样神像出展，市场铺得很开，南面从驹形藏前通到浅草桥（浅草御门），西面从本愿寺前经车坂，直到上野黑门前（宽永寺门口），店铺商贩鳞次栉比。隔天，又有神田明神的年市，繁荣热闹与浅草不相上下。接着在芝、爱宕、麴町平河天神等，都有规模不等的年市。到了腊月二十四，日本有“前夜祭”的风俗。在江户时代，此风较盛，为感谢一年平安无事，此日要以酒宴招待亲友同事，大家聚饮以尽欢。腊月二十五，学校开始放假；二十八，各单位也开始放假。此时，家家户户门口装饰用青松绿竹做成的门松，悬挂稻草绳扎成的轮饰，以及交让木、裏白、福寿草、梅花等花木，房内则供奉用年糕叠制、上放桔子以象征吉利的镜饼。除夕的夜半，各寺庙敲钟，以送走旧年里人间的一切烦恼。 上述的一些行事，在中国古代都有类似的情况，只是中国腊月二十四送灶，并不宴请亲友，基本上是各户闭门举行，与日本有所不同。
那么，过年内容的另一个方面，即加强人际联络、润滑人际关系这个侧面，两国的情况又如何呢？稍作比较便可知道二者也有很多相同，可以说在基本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差异只在具体的做法和细节上。
日本皇家也有一套新年礼仪，这与中国朝廷的行事大体相类。而在民间也同样极其重视新年期间亲属朋友师生的往来。这从上引《墨东岁时记》已可看到。
平山敏治郎《岁时习俗考》一书中，有一篇《关于元禄前后一个村落的岁时习俗》的文章，副标题是《山本平左卫门日记抄》。该文摘抄并解释了江户时代元禄年间（1688—1703）大和国添上郡田原乡东田原中贯村居民山本平左卫门忠辰的日记。 这对笔者了解古代日本乡间的过年习俗很有帮助，尤其是日记中所记新年中家族聚会和亲友往来的部分，给笔者印象更深，以下所引资料，均出此书。
山本平左卫门忠辰于延宝四年（1676）36岁时继承其父九兵卫政信，开始管家，也开始记日记，至享保五年（1720）80岁去世，前后记了四十多年，可惜有三分之二散失了，现仅存此期间十六年中断断续续的日记，但就此也对了解元禄前后田原乡村民的生活实况很有参考价值。其中关于新年习俗，如关于新年期间家族聚会、亲朋往来、共同拜谒墓山和饮宴娱乐活动等方面的行事，有不少生动材料。
如关于新年亲属团聚及拜年祝仪，元禄五年（1692）元旦日记记道：“寅时若水浴而祝仪如例。诸式年男左助令沙汰毕，改衣服于神祇之前而中臣祓读毕。谒严亲而钱二百文进上。当家超岁之众，九入81，妙寿54，忠辰52，辰行20，町女8，下人左助、清五郎、三太郎、彦次郎、市助、贺次右卫门、金助、道八、加留女左助妻、兰女同子、竹女等也。”
这里涉及几种日本新年习俗。若水浴，是用新打来的水沐浴，意在驱邪；沙汰，是评定仆佣们一年表现的优劣功过；在神衹前恭诵祝文，需重换衣服；拜谒严亲需进献钱币，但量不必多，二百文即可，等等。至于所涉人物，据平山敏治郎的解释，九入是忠辰的父亲，此年81岁，妙寿是忠辰之姐54岁，忠辰即日记作者山本平左卫门，此年52岁，辰行和町女是他的子女，分别是20岁和8岁，左助以下都是他家的下人，即仆佣。所谓“祝仪如例”，除指以上种种历年如此的行事外，还包括家族和下人拜祝神灵后，一起列坐，巡酒飨宴等。正德五年（1715）的元旦日记也记述道：“寅时祝仪之式……盃酒竟，辰行年玉鸟目二百文令进献，三家来并清九郎妻子相具来，年玉如例进上。辰行遣盃，清五郎养子少七初而盃，杂煮顶戴之后，各退散。”年玉鸟目即新年贺钱，距前记二十多年，似乎忠辰已因老而退居，他的儿子辰行是一家之主了，但祝仪和以钱奉献老人还是照旧，这一次是四家一起过节，飨宴吃杂煮饼，由老辈先予享用（所谓“顶戴”），风习一如既往。
根据日记可知，寅时的祝仪之后，接着就是辰时的参拜本族神社。“辰时诣中贯社也。予、彦一郎当年祭头人故，神供备进，坐众群参。各种酒、供物令顶戴而退散。其后，诣于地藏寺、天王社、多闻寺、今井堂社。”（元禄五年）中贯村的天神社是山本家传统的祭祀活动地点，显然诣中贯社乃是家族的行为，至于诣地藏寺等，很可能也不仅是忠辰一家的行动。
上午的行事大致如此，午后另有集体祭拜活动。“午后墓山诣，円镜一面亘六寸四方，押饼三枚，菱镜一枚，桔、柑子等相添而备进之后，遣十轮寺，此寺之诸尊奉拜谒，住持各贺之。”这是元禄十六年（1703）的事，在宝永七年（1710）、享保二年（1717）的日记中，有相同的记载，后者还添加一笔，写道：“自往古代代之住持今夕来之例也。”特意说明这种风俗的源远流长。
关于过年的家族聚会，天和二年（1682）的元旦日记有详细记载：“如先规，一门中先会于表屋，次裏家，次当家，次东家，而各祝之。出座者，忠胜，九入，直赖夫妇，予夫妇并子共三人，忠明夫妇，重赖等也。寿闲病，故无出座也。”根据平山敏治郎的解释，这里牵涉到与日记作者忠辰有亲戚关系的另外三家。横田忠胜是表屋的主人，他与九入平辈，是九入伯父忠赖的儿子，对于忠辰来说，忠胜就是他的堂伯父了。表屋在日笠村，同属天原乡。忠辰的爷爷九兵卫弘盛当年从日笠的横田家入继中贯的山本家，但日笠横田仍是他们的本根，所以新年必先去表屋拜年。实际上也就是元旦一早，四家聚齐于日笠的表屋，然后同去裏家。裏家是忠胜之弟横田宇兵卫忠知的家，当时由其后辈寿闲居住，但由忠胜的孙子忠明管理。当家指日记作者忠辰的家，是亲属拜年所走的第三家。东家指的是忠辰叔祖横田治兵卫宗嘉一系，直赖便是宗嘉之子。文中提到的重赖，是直赖妹妹的儿子，他本是一个没有土地继承权的“无足人”，现在被养作东家的嗣子，几年后改名权右卫门继承了东家的庄屋。论辈分，他与忠辰应是平辈，但也许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故把去他家安排在去忠辰家之后。从这一段日记，可以看出在元旦日，有亲属关系的四家人是如何走动的。他们是先会合于老屋，然后按辈分大小依次拜访祝贺，参加者有属于父辈的（九入、忠胜、直赖夫妇），有同辈的（平左卫门忠辰夫妇、重赖）和小辈的，那就是忠明夫妇和忠辰的儿子辰行（此时忠辰的女儿町女尚未出生）等，粗算即有十人之多。中国农村和城镇过年也有家族的聚会，由于人口众多，有时规模也不小，但像这样在一日之内一家家轮流跑过来，而且形成常规定例，似乎还比较少见。这也可算是新年亲属往来习俗大同中之小异吧。
最后要说到新年期间的娱乐活动，即普通人利用节日得到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消遣。这在中国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在日本大概也是一样。长沢利明在《江户东京岁时记》中分析东京人，特别是年轻人乐意到各寺院祭拜七福神的现象，究其动机，除了祈求吉利和保佑外，同时也还有借此寻乐的成份。这种祭拜活动，对江户时代的孩子们来说，正是他们行乐、游玩、遣兴的大好机会，他们趁此到郊外游观田野风景，欣赏应时的鲜花，感受神佛的威灵，从那里带回生长的活力、信仰的能量。他们渴望新年一开始就从日常生活之外获得大福德，故而自愿地被派往各寺院去迎神。
日本也有在新年期间以祭神名义举行的类似狂欢的游玩。前引山本平左卫门忠辰的日记对此亦有反映。元禄十六年（1703）：“夜长藏、又七、又六、一八、权助、春念、长四郎、善右卫门，于庭灶令游也。”享保三年（1718）：“男女之童子，夜游于庭灶移时，催福曳之兴。”这里提到的庭灶习俗，是于庭院置灶，以祭荒神，孩子们围灶烧饼而食，正如后来的野餐烧烤，是正月之夜极有兴味的乐事。尤其是此夜主人家聚集客人和下人同游，大有不分贵贱长幼男女一体同乐的意趣，无疑会让人敞怀痛玩，取得将一切忧愁苦闷暂抛脑后的奇妙效果。忠辰日记在元禄十二年（1699）记述此事，有言曰：“于此家终夜有歌留他之游……是者辰行（按：其子）为病患养性郁散，予令劝催处也。各翌朝散退矣。”二十七岁的儿子有病心情不好，做父亲的命他参与庭灶活动，帮他排解郁闷。这一夜家中玩了个通宵，直到天明才散。像这样祭神为名、游玩是实的过年习俗，恐怕不止山本平左卫门生活的乡下才存在，而是各地各乡都会有的吧。
据《农家年中行事记》载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在当地有一种以祈求生殖茂盛与农业丰收为轴心的神祭。这天，男子们手持男根状的祝木或有垂穗的木棒，到各家拜访，把祝木置于人家新媳妇的臀部，以行一种强化生殖机能的巫术，祝愿其早生贵子。青年人还要放爆竹，祭祖道神（一种有很强咒力的守境神，也是有强大生殖力的农耕神），以求来年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一年三熟（日语叫“三毛作”），故这活动叫做“三毛打”。十五日晚上，人们拆下门松青竹等年节装饰物，把它们堆成锥塔形，点火燃烧，作为火祭，而男男女女就围着这火堆烧烤象征着促进男女结缘的年糕，直到十六日火歇，人们才去休息。新娶或新嫁的人，则在这天回门。 不难想象，积极热烈参与这一活动，并真能彻夜不息的，必然是青年男女，而这三天的行事，本来就有祈求生殖、丰收和促进男女结缘的巫术意义，正月十五夜的围火烧烤年糕，不就成了他们自由交往、通宵狂欢的美好时辰了吗？
发自人内心深处的身心解放和能量宣泄的要求，是不可阻遏的，是一定要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出来，并取得社会认可的。这应该是中日两国过年习俗中都包含有游乐、饮食和某种程度狂欢的根本原因吧。
三 过年民俗的传承与现代化
任何民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俗的传承过程，同时也就是变异的过程，过年的民俗风习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无论中日，莫不如此。
日本在明治五年（1872）以前，和中国一样，是过阴历年的。但从明治五年起，却改过公历（阳历）年，而将阴历年废止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变化，从此与中国每年过两次年有了区别。然而有意思的是，传统的过年习俗，从除夕到元宵的种种行事，如祭祖、迎神、守岁、拜年、发红包（压岁钱）等等，在日本却保存完好，只是把行事的时间移到了新历元旦期间而已（当然，日本的新年习俗也包含着许多新的时代因素）。返观中国，农历（阴历）新年始终比公历元旦受到重视，虽屡有新派人士表示不满，意欲取消阴历年，但民间不予理睬，故至今未能改变。 近年来，政府尊重民意，把农历新年（俗称春节）的假期定得与五一、十一两大政治节日一样长，都是七天，并采取不少措施，保证物资供应，特别是保证交通，让数千万外出打工的农民能及时返乡过年，还花大气力组织春节文娱和旅游活动，这样，传统意味浓重的阴历年，比起只放假一天的公历元旦，就更显得隆重热闹，成为中国今日唯一能与五一、十一并列的民俗节日，三者构成了中国当代的“三大节”。可是仔细考察，又不难发现过年习俗在今天的中国，也发生着种种变化。正在从传统社会快步走向现代的中国，过年习俗一方面有所传承，一方面又不断发展和增添着新的因子。下面试从送灶、守岁、拜年、迎财神和过元宵等几个主要关目变与不变的各个侧面，对过年习俗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作一些分析。
1、 送灶
腊月二十四送灶，至今仍是中国南北许多城镇乡村居民过年的第一个大关目。不过，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却很少或几乎不再进行（郊区农村除外）。关键是现代生活中的灶与炊，已与古代的土灶炊煮根本不同，灶王爷的地位变了，重要性减弱了，不但灶君，就是整个神鬼系统，与人的关系也不像古代那么密切了，城市人祭灶送灶以与天帝神鬼沟通的需要和热情自然大减。
乡镇人们的送灶，其规模和虔诚程度，也有不小变化，总的趋势是变小趋弱。比如以前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俗谚，是对送灶时间有早晚这一现象的反映，也成了某种不成文规定，即官府送灶在二十三，民家送灶在二十四，生活于水上的船民需到二十五才能送灶。这种排序明显是标志着官府的霸权和社会的等级，也说明当时人对祭送灶神的重视——连贿赂鬼神，都要让官府优先！在陆地无立足之地的船民没有固定的灶，就被排在了最后。但是这种现象随着官府乃至当官人家对送灶的淡漠，早已发生变化。到了今日，官府祭灶已成历史，城市居民几乎不再送灶，广大乡间农村的送灶只是一种传统的、惯性的行为，又有什么必要、什么人来坚守此种秩序？当农村中更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祭送灶王爷将成为一种由祖辈传下来的陈年故事，将只剩下一句老话、一个概念而已，他们会更加无意也无法去认真执行了。人和神的关系，在现代生活中呈疏离态势，人更关心也更在乎的，是人自身，即使在传统的春节，人也不像从前那样把与神的关系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把与神沟通，求神“上天言好事”作为首要的、最重要的事来办。
实际上，祭灶行事的变化并非从今日始，也非此一端。比如，上古祭灶，乃老妇之事。《礼记?礼器》篇的郑玄注曾说到灶乃老妇之祭。 老妇料理一家人的饮食，整天围着灶台转，年终由她们主祭灶神，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后来变了。因为灶神是一家之主，老妇的地位与之便不匹配，故改由男性家长来主祭。发展到后来，祭祀灶神时，妇女竟连看都不许看了。清《畿辅通志》及《光绪顺天府志》均引《帝京景物略》说北京人的祭灶：“今男子祭，不令妇女见之，祀馀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灶馀，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 女子不但不能看祭灶，女孩子连祭馀的糖果也不能吃，大人们编出令她们害怕的禁忌，吓唬她们绝不要有吃祭馀糖果的非份之想，也可谓用心良苦矣。然而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又有些微调整，如同是北京，特别是乡下，便采用男子主祭，负责敬香上供，女子在一旁陪祭的形式，主次依然分明，但阖家共祭，就似乎少了些刻板气，多了些人情味。 这种小的调整原因很多，而积累多了久了，量变便会导致质变。事实上，今日的祭送灶君，恐怕已绝无限制妇女参与的情况，无形中推翻了“女子不得祭灶”的定律。
在新年祭灶的日子里，中国不少地区近代以来仍保留着“跳灶王”的习俗。腊月二十
四“丐者傩于市，二人扮男女为灶公、灶姥，持竹叶、冬青奔舞东西，谓之跳灶王。又有一人扮钟馗持剑，一人扮小鬼对舞，沿门而乞。” 这种风俗的渊源应与古老的驱傩巫术有关，而又有所发展。如从未闻灶王曾成家，为与驱傩有傩公傩母的习俗相合，乃为他配上一位灶姥；又结合过年期间的跳加官、唱喜歌等活动，遂形成一种新的样式。至今日，各地乡镇还有不少会作此种表演的人，在新年或平时喜庆的日子里（如店铺开张、人家生子之类）即兴演出，既为节日增欢，亦为自己谋取生资。
祭灶习俗渐趋淡化，但在时间概念上，从腊月下旬进入过年阶段的意识，在现代还是普遍存在着。农村中，此时已非农忙，可以较多精力用于筹备过年；城市中，除学校外，虽尚未放假，但人们从市场的变化、广告的渲染，从各单位的工作安排，也感到快要过年了。以往在除夕之前需要进行的掸尘清扫、美化环境、沐浴净身等事，从这时起也就会被抓紧进行起来。
2、守岁
除夕虽在新年的前一天，但却算得上是过年的第一个高潮，而今依然如此。一切的节日准备在此夜必须完成，明天将另有一系列活动，家庭主妇们也要好好休息暂不忙碌，于是，年三十往往成了最忙乱的一天，对于上班族来说，尤其如此。
现代人仍习惯地称除夕为“大年三十”，在外工作和旅行的人，至迟必须在这天下午赶到家中，多数人是早于这天回来，没赶上年夜饭，会感到极大遗憾。当代中国的城乡正在发生巨变，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者们跑得离家多远都不怕，但回家过年却总是他们内心热烈的盼望。数千万（一说近亿）打工者回家过年，过年后重返工作地，这给每年腊月中下旬至正月中下旬这段时间的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加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往往也选在此时探亲，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春运”高潮。中国政府，特别是交通部门每年都需对“春运”作出特殊安排，倾全力予以保障。然而，近十几年来，尽管情况渐有改善，届时各火车站、汽车站、航空港购票之困难，票贩子（俗称“黄牛”）的嚣张，候车现场的拥挤混乱，仍然是没有亲身经历者所难以想象的。这已成为中国过年的一大新特色，其形成的表层原因很多，而深层原因则与传统的习俗与观念分不开。
为了尊重传统习俗，为了安抚实在回不了家的打工者，各地很重视他们在过年期间的生活，有时特地为他们组织文娱活动。自古以来，在外飘泊的文人写过许多除夜思家的哀苦诗篇。直到今日，过年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依然是一件让人同情的事。在中国不论南北，不论民族，几乎人同此心，这就是过年民俗拥有数千年不衰的力量的真正源泉。
除夕的传统过法，有较多的仪式，如挂像祭祖、供奉神飨，乃至跪拜磕头、鞠躬行礼等等，这一套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很流行，特别是在一些乡绅之家。如鲁迅小说《祝福》所描写的绍兴鲁镇的鲁四老爷家，就极典型。
现代的趋势则是这一套由简化而渐趋消亡，但变化的速度并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家，变得慢一些，还能看到旧仪的片段留存。至于传统带有驱鬼避邪巫术意味的挂青松，悬桃符，贴门神，放爆竹等等，则有变形的保存。现代人仍喜欢在新年期间置门松，挂青蒲，在室内插鲜花，在门上贴春联春画（内容如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关帝、观音）或倒过来的“福”字；仍喜欢放鞭炮或烟花，近年来烟花的花样和大小，都有很大发展。但现代人做这些，多数只是为了美化环境，为了增添喜气，为了自己愉悦，很少或几乎不再关注传统的祈求禳祝和驱逐鬼祟的含意。在民俗传承中，形式留存而内涵变异，老传统与时代因子巧妙结合，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由于现代传媒的发达，也由于对民众热烈反响作出回应和刻意锻造，一种新的过年习俗正在形成之中，那就是每年除夕晚上阖家团聚同看“春节晚会”。在日本则是共看“红白歌唱大赛”。除夕阖家团聚本是传统节俗，以前多是飨祭祖先，家人围坐，闲话家常，聚餐守岁，大人喜欢打麻将或扑克，孩子们则拿压岁钱，放烟花爆竹，等待着新年钟响。现在除一切照旧外，还可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除夕守岁变得更有意思了。198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组织并播出春节晚会，大受欢迎，以后每年都搞，至今已有二十年，成为一个极受演艺界和民众关注的保留节目。在电视机尚属稀罕之物的时代，这档节目不但把阖家人团聚起来，甚至把几家邻居乃至全村百姓团聚在一起。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团聚的规模小了，但全家围坐共看这档节目，仍是除夕夜的突出现象。上文讲到各地为留城过年的民工安排文娱活动，让他们看上春节晚会，便是主要内容。曾有人质疑春节晚会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它的组织过程和艺术质量。诚然，这里需要改进之处很多，而可以施展的天地也极广阔，但它必须继续下去，唯一而根本的理由是全国人民需要它。如果由于长期坚持，不断改进，新年春节晚会的播出和观赏成为一种健康的新民俗，那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
3、 拜年
传统的拜年是加强和润滑人际关系的有效手段。现代人对此认识更深，行事亦更为自
觉，故此风至今不衰，且有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本亲戚朋友、同事师生之间的过年走访基本照旧外，也继承了“团拜”的形式，即在某个范围或团体圈子之内，选择一个地点，约定一个时间，作有组织的集体互拜。这既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又可简化和减少个别走访的程序和时间。而且这样做，在非常亲密的人之间也并不形成约束，团拜之外，仍不妨单独走访。行之既久，团拜形式也稍有变化，大抵是改成正式放年假之前，在各单位或团体举行联欢，此日，凡能出席者都会出席，甚至可携带家属（主要是未成年的孩子），联欢会上，单位首长讲话，同事聊天，表演一些节目，吃些糖果花生，既是年终的告别，也算新年的团拜，此种做法日渐盛行，有形成风俗之势。有的较大单位，为避免下属给上司拜年的繁冗，还实行一定领导层的团拜。往往是在年前择定一日，各级官员皆到，进行简单仪式，互致年终慰问和新年祝贺。而由国务院、人民政协主持的春节招待会，虽是一次政治性活动（溯源也许可追至古代朝廷的元日朝会，但性质和形式已有根本不同），同时也有藉会见各界代表而向全国各界拜年之意——主持者的讲话中，往往直接点出这层涵义——至今也已形成习惯，向新民俗演变着了。
年假时间有限，而需要拜年的对象又多，有的还不在一地，怎么办？中国古人早就采取送达名刺（上书本人名字、籍贯、官职及敬贺语）以代亲临拜谒的办法。最初的名刺用途只是为通报姓名，与拜年尚无关联，这在秦汉时代就已出现，隋唐时，谒见长者贵人，也往往先是投刺，得到允许才正式拜会。至宋代，开始将名刺用于年节的拜贺，但并不限于过年。周密《癸辛杂识》云：“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这里说的是“节序交贺之礼”，可见用得颇广。同书又说：“今时风俗转薄之甚，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看来，宋人的名刺发展到后来，其大小已颇像今日的名片了。送名刺对完成礼节而又节省时间，自有很大好处，但用滥了却也蜕变为冷漠的客套虚礼，为人所诟病。到了现代，由于书写载体的进步，再结合外来的经验，便发展出贺年片和贺年卡来。这样，不但一国之内可以通过邮政方便地贺年，而且给世界各地的朋友贺年也不再是难事。前几年，中国电讯事业发展很快，电话开始普及，费用逐步降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人们，便又转而采用既快捷又省事的电话拜年手段。近年随着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电脑进入千家万户，于是，从网上发贺卡拜年已极为寻常，拜年的民俗行事遂进入无所不能的虚拟空间。这也非常符合节约纸张、节约可贵的木材资源的理念。
科学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人类的通讯工具还会长足进步，未来的贺年方式将产生怎样的新变？现在还难以具体预测。但即从手机功能不断增长的事实，就足以让人相信，年轻的一代将获得更多更有趣的新型联络方式，包括拜年的方式。需要指出的只是，不管形式怎么变，拜年总是一种民俗遗存，其实质也总是为了增进或润滑人际关系。形式的不断变化与本质的相对稳定，就这样辩证和谐地统一着，只要本质不变，形式应是愈多样愈现代愈好。
当然，任何事物发展过分难免会向负面转化，宋代以名刺拜年变为士大夫虚文浮礼的教训，在虚拟的电子世界无限膨胀起来的时候，值得及时认真的注意。试想，倘若故弊重现，人们以科技手段表达的并不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感情，而不过是一种现代的虚礼，那实际上岂不是对拜年民俗淳朴本质的取消和否定吗？
4、 迎财神
迎财神是过年行事的重要一项。这项活动以往就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许多地方志
上有年初五迎财神的记载。迎接的方式很多，可以到寺庙磕头献金、行礼祝祷，也可在家中燃烛挂像，焚香膜拜。清同治《上海县志》载：“（正月）五日，接财神，用鲜鲤担鱼呼卖，曰‘送元宝鱼’。至暮轰饮，曰‘财神酒’”。 这是带有祈求巫术意味的举动。北方在这天则有“过破五”和“送穷”习俗， 前者规定年初五有不能打破器皿和说不吉语，后者以一定仪式恭送“穷鬼”，应属禁忌与禳祝性质的活动。无论祈求、禁忌、禳祝，动机都在于驱逐穷困，企望财富。因为迎财神是个吉利的日子，许多商家对此均极重视。往往前一日即为财神设祭，长桌上供以鱼肉果品，点上香烛，由老板率领店员逐一叩拜祷祝，然后燃放爆竹。次日店铺开门，可望能发利市。而跳加官、舞财神和唱喜歌者，即以此日在店门前表演、乞讨，店家不得哄赶拒绝，要给表演者年糕吃，或给一些钱。
这类民俗行事在新中国，因种种原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消歇状态，近年则不但恢复，且有变本加厉、日益炽烈之势。本来各地民众在民俗节日所祭之神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如笔者2000年参加河北赵县二月二龙抬头节俗活动，在广场搭建的大棚内，亲见四乡民众所供奉的各色神灵菩萨牌位不下百位，诸神挨挨挤挤列于一个棚下。唯独财神，竟另外享受独居一棚不与诸神混杂的待遇，乡民叩拜供奉，亦均给予单独特殊更为丰厚之香烛物品。由此一事，足可推想财神在今日民众心目中地位之崇。
平常节日尚且如此，过年迎财神，当然更为隆重。各地的具体日子和做法不尽相同，或在初一，或在初二，以初五最普遍。但不管是哪一天，过年必有迎财神之举，则全国从南到北几无例外。如东北一带是初二祭财神，初五迎财神。据云初五是财神生日，又称“接五路财神日”，所谓五路财神，有种种说法，或云五神是一家兄弟，生前劫富济贫，仗义疏财，死后不改本性，求之甚灵；或云乃东路招财，西路进宝，南路利市，北路纳珍，中路玄坛之谓。其中玄坛即赵公明元帅，是最受尊崇的一位财神。此外还有文、武财神多人，比较熟知的如比干、范蠡、关帝和财帛星君等等。人们对财神供之唯谨，从初一到初五焚香不断，初五更要燃灯放鞭，增设祭品，对之虔诚行礼，恭迎其降临。
前引《上海县志》说其地迎财神要用活鲤鱼，此风在长江口一带至今颇盛。过年时，大小人家爱用活鲤鱼挂于纸印的龙门上，直观地喻示“鲤鱼跳龙门”之意。民间以为鲤鱼跳过龙门就变成了龙，“鱼化龙”意味着命运的彻底改变，地位的巨大飞跃，从此就要交好运了，读书人就会当官，商人就会发财，等等。据说此风北方也有。东北供财神，也用活鲤鱼，挑红色的，两条，还要用红丝线拴上，绕在正中央。这叫“一鱼两水”，也叫“吉庆有馀”。
上海一带从来商业气氛浓厚，人们对财运至为关心，春节迎财神自然格外受到重视。近年由于经济政策开放，生产与商业均较繁荣，商人们觉得生意好做，钱好赚，源源出现的商机激发了他们无穷的欲望，使他们对发财抱着更大的期待。即使普通人家，也希望明年收入状况有所改善，如提高级别，增加工资或买奖劵得中之类。于是，从初四夜至初五凌晨，全城除严禁放爆竹的地方外，必定鞭炮声大作，四野响成一片，连绵不断，其声势与除夕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来上海人有年初一清晨去寺庙烧头香以祈福的习惯，现在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又特别是生意人，更喜欢选择年初五赶早去烧头香，觉得这更有利于迎接财神，故沪上几大名寺，如静安、玉佛、龙华、老城隍庙等，此日必定人满为患。以龙华寺为例，初五赶烧头香的人逐年增多，到去年，几乎出现“人轧坍” 现象，连出高价买了初五入寺烧香的人，都未必能进得去。初五入庙的票子越来越贵，固然给寺庙带来可观的收入，但也给腐败创造了新形式。有人就将这种票子当成贿赂佳品。有的生意人除自己争取烧上头香外，也会买此票送给有关官员，其性质与用蜜糖涂抹灶王爷的嘴相似。
迎财神习俗的复炽，很能见出中国部分民众今日的心理和生活状态。他们不愿继续贫穷，而已有望致富，或已相当富有，但尚嫌不足，故虽明知财神保佑实属虚妄，也宁可信其有，不想怠慢，更不想得罪。现代人之迎财神，在形式上是对古代祭祀祷祝神鬼仪典的传承，但在内涵上，却有不小的变化，简言之，是敬畏神明的成份大为减弱，而为人自己的动机格外突显了。在民俗传承中，形式与内涵的关系是非常复杂而微妙的。
5、 过元宵
元宵节是个节中之节，从正月十五到十七，它本身有三天时间，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行
事规范，同时，它也是春节的一部分，元宵过去，春节才算正式结束。元宵节的产生本与祭神祭祖有关，例如古代乡间祭紫姑神，即定于此日。但如前所述，元宵节又是古代一年一度的全民狂欢节，在由古至今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两层涵义都得到了传承，只是传承的程度有别。如今各地元宵节情形大致是，祭神祭祖的行事虽仍存在，但已较前简单省略，有些内容，如祭祀紫姑神，已经消失；过节的重点更加偏向于商业的销售、民间的饮食与娱乐，“为人”的色彩日益浓厚。然而，像唐宋时期那样皇家、贵戚、官员与民众倾城参与的情景，却也不复重现。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主要是春节长假（七日）的法定化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包括某些活动时间的迁移，如各地庙会多选在春节长假中举行），而元宵节则并无假期，大部分人已需上班在岗，唯农村尚有余暇，故其热闹程度，至少在城市，已呈减弱之势，而古代元宵节的狂欢主要是在城市。与古代相比，今日的元宵节已难称狂欢节了。目前中国有假期均为七天的三大法定节日，即五一、十一、春节，其中是否有一个可能演变为新的狂欢节？这还需看节俗的发展。
古代元宵节的一个重要关目是观灯，灯彩的名目花样极多，散见于《东京梦华录》之类古籍的记载之中。制作灯彩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一直传到近现代，其演变趋势是手工纸帛制作技艺日渐衰微，有的绝技甚至因民间艺人过世而消亡，而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却使元宵灯彩获得新的生命，一方面是新式巨型灯彩呈现争奇斗艳，一方面传统的观灯猜谜之类活动有增无已，物质生产条件的进步，直接导致了元宵灯彩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也促进着元宵节俗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
元宵节的特殊食物，在北方叫“元宵”，在南方叫“圆子”或“汤团”。尽管这一天街上的小吃应有尽有，但元宵或汤团却是每家必不可少的食物。北方的元宵与南方的汤团除大小有别外，重要的区别在做法。一个是用切成块的馅料放在微湿的米粉中反复转滚而成（元宵，较大），一个是用水磨糯米粉做外皮，裹馅而成（汤团，较小）；而且馅料也因南北口味不同而颇有差异。元宵馅料多用芝麻花生小豆红果之类；汤团种类较多，分宁式（宁波）、苏式（苏州）、扬式（扬州）、广式（广州）、川式（成都）等等。以宁式论，其馅除用芝麻拌猪油丁捏成外，也用鲜猪肉剁成的，广式与之接近，而扬式还有以青菜香干为馅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南方汤团颇有入侵北方之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还买不到南方汤圆，到八九十年代，南方的汤团在北京的食品店已随时随处可见。南方食品习俗向北方流动，这是一例。
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吃汤团元宵，盛况至今依旧。这圆圆的糯米甜食，在古代本为祭祖敬神而制，而今已成大众美食。吃过元宵汤团，年就算是真正过完了，元宵节为传统的过年划上了完美句号。
四 结语
过年习俗从传统规范到现代方式，既有传承，又有替革，上面所述主要是由社会合力所造成的渐进性自然演变，并不是按照某种意志采取的措施。那么，民俗的变化是否就只能如此自发而缓慢地进行呢？当然不是，移风易俗，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以过年习俗而论，以往就曾发生过革除弊俗之例。如古代正月十五和端午曾风行于日本、中国华南地区和朝鲜的“石合战”（印地打）习俗，虽出于禳祈丰收、驱避灾疫的预占目的，与农事及人的健康有关，但因其过于激烈野蛮和巨大的死伤危险性，日本已于近代将其废止，中国也因此俗常变为械斗而予以取消。 这就是人为主动改造风俗习惯的一个好例。今天，在中国，则有城市市区禁放爆竹的地方法规（由广州带头，北京、上海各大城市继行），实行以来已收到良好的效果。②至于地方开阔的郊区，自可暂缓实行。同时，商家还在设计开发能够只响不炸的新型爆竹，以满足民众为春节增添喜庆气氛的心理需要。如能坚持下去并不断扩大影响，实属移风易俗的成功例证。近来，莫把传统文化节日全变成美食节的呼吁也已引起广泛注意，这对克服利用节日风俗恶性推销商品的歪风（如中秋节制卖上万元的月饼之类），加强对民俗节日文化内涵的认识是有好处的。这都是现代人对传统习俗作理性思考后提出的好意见。固然每一种传统习俗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理由，但不等于任何一种习俗都合理有益。而且条件变了，有些本无大害的习俗也会暴露出缺陷和弊病，更不必说那些本来就是应该革除的陋习了。现代人应当尊重传统，但也有责任改进老传统，建设更健康的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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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大林太良《正月の来た道——日本と中国の新春行事》，东京：小学馆，1992。155—186页。该书引中山太郎《日本民俗学辞典》说明此风俗云：日本的石合战，是双方投石对击，以胜负占卜年景的丰歉，人们的心理是胜者将得丰年，负者则得凶年。一村之中以稻田与旱地、山地与滨海分为两方相斗，胜方便以为可获神宠，故打斗相当激烈。该书并引用历代文献及今人研究论著对此风俗的渊源和各种表现作了论述。中、朝的石战情况大致相同，但似更多显示勇力的成份。朝鲜的高丽及李朝，此俗受国家重视，甚至略具军事演练的性质。
②在建筑密集、人口拥挤的大城市放鞭炮，常引起火灾，炸伤人。广州市从1980—1990十年春节，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火灾154起，烧死1人，导致眼部外伤每年在100宗上下。1992年经市人大通过，开始实行《广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随后上海、北京亦发布类似规定。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樱井龙彦教授及该科情报资料室帮助，谨此感谢）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