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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逃跑中的陶金国(化名)被杭州警察制服在地时，他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叫着：“我是一名艾滋病人，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他企图以这句话作为挡箭牌试图逃脱因为扒窃带来的惩罚。事实上，陶并非有意吓唬警察，他的确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据他交代，他并不是在杭州的扒窃团伙中唯一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王擎昆异常不安……
11月17日，杭州警方破获一广西鹿寨籍扒手团伙。当天中午，26人落入法网。之后，警方对这些人进行血清化验，竟发现26人中有12人被查明携带艾滋病毒。当天晚上，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将其中一名被查证感染艾滋病毒的覃某刑拘。这是杭州市警方首次刑拘艾滋疑犯。
杭州警方为之震惊。
荒唐逻辑 扒手主动感染艾滋
11月20日，晨报记者奔赴杭州，采访了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
该局刑侦大队副队长王擎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6名被抓获的扒手中，除了12名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外，他们还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乙肝、丙肝等多种疾病。目前，警方已经烧毁了他们的衣服，换了统一服装，将他们分别羁押在当地看守所和戒毒所。
据王擎昆介绍，被抓获的26名扒手在他们被抓获的一刹那，都声称自己是艾滋病人。
“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被抓获的覃某向警察如此解释。为此，他曾经用注射器把艾滋病同乡的血抽出来，注射进自己的身体内，让自己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这个逻辑实在荒唐。”王擎昆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更加荒唐的是，许多扒手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并不恐慌，竟然普遍认为“只有吸毒才是救治艾滋病的唯一方法。”为此，他们又拿出偷来的钱财去吸毒，其中几个被强制戒毒过后又复吸。据警方了解，这些扒手大多都是用一支针管大家轮着扎，结果是互相被感染。
另一件事情则令王擎昆感到问题的严重，当地某派出所抓住一个小偷，查出一封来不及发出的信，信里他让同乡赶快来杭州，他在信中说：杭州人钱多而且好偷，杭州警察也不打人，只要你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刑侦大队一位资深警官告诉晨报记者，据抓获的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小偷交待，他们最爱去超市、商场、菜场。他们经常出现在杭州的东站、文一路、教工路、西溪路附近，翠苑夜市及周围的录像厅、高校附近的草坪、翠苑的农贸市场等地方。他们觉得最好偷的部位是双肩包和上衣口袋。最容易得手的地方是：夏天的湖滨草坪—————很多人在那睡觉，往往被偷了还不知道，有些青年光顾谈情说爱，手机放在身边很易被偷。夜市—————结伴购物，说得很热闹，包被割了还浑然不知。
问题严重 6年查出百余艾滋扒手
王擎昆说：“这些人大多是外来人员，最表层的危害是构成治安隐患，但他们以艾滋病为由更加让人担心，一方面他们自身间相互传播，另一方面传播给其他人群的可能性也很大。”
据悉，今年3月，杭州西湖警方在一次反扒窃活动中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来自广西，都有偷、拎、扒的犯罪行为。10人中有5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警方当晚只得无奈将这5人释放。
而早在1997年5月29日，西湖区公安分局就摧毁了一个外省在杭的特大吸贩毒盗窃团伙，抓获涉案人员50多名，其中有18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于是，“艾滋病”这个词首次在警方案卷中出现。杭州方面为此包了一节火车车厢遣送他们回乡，然而，负责遣送的警察还未回到杭州，几个被遣送者已在杭城露面，不到一个星期，这18个人又陆续回杭。
从那时到现在的6年间，杭州警方在这些扒手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中84.8%是青壮年，年龄最小的才12岁。
“因为多年走南闯北流窜作案，一些嫌犯对各地犯罪成本也有比较，他们认为，在杭州偷窃比较容易。”王擎昆说。
那名姓覃的艾滋病扒手还告诉王擎昆，“杭州人比起广州人爱显财、胆小。杭州人的钱夹多放在外衣口袋里，广州人放在里面衣服的口袋里；杭州人自我保护意识差，大妈买菜时把钱放在透明塑料袋里，小姑娘逛街喜欢把手机扣在双肩包的带子上。”
同时，王擎昆告诉晨报记者，在杭州市疾控中心的统计人数中，有的就是警方发现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后来，杭州市疾控中心根据公安提供的资料，曾对这部分感染者进行随访，有的被告知死了，有的被告知好多年没这个人消息了。
“那么您估计，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携带艾滋病毒的扒手流窜在杭州？”记者问王擎昆，他的回答是：“不少，但很难掌握到具体数目。”
法律空白 抓人之后还得放人
对于这些无知的携带艾滋病毒的扒手，当地警方显得非常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