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多元化的人力资源需求使得企业运营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越来越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团队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凭借其对内能凝聚智慧、对外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优势迅速得到企业的认同,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运用。
关键词:团队绩效; 共享心智模型;团队反思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human resources demand make stability of business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predictability more and more weak with increasingly intens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rapid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fore, as a new way of working, team quickly gets identify of business and is widely used at the global level by virtue of its internal cohesion to the wisdom and advantages quickly responding market changes.
Key words: team performance; shared mental models; team reflexivity
随着团队在企业组织中的广泛运用,团队绩效的影响因素也随之成为团队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一大主题。本文分析了近十年中外关于团队绩效的研究文献,对团队绩效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团队绩效的发展趋向。
一、团队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有关团队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投入与团队设计因素;团队所从事的任务类型;团队所处的环境;团队工作过程与团队发展过程因素。本文只评述团队共享心智模型、组织公民行为、团队反思、团队冲突和团队社会资本五个方面。
(一)共享心智模型
1986年Rouse 和Morris界定了心智模型的概念,1993年Cannon-Bowers 和Salas 将心智模型的概念从个体扩展到团队水平,提出共享心智模型的概念,并界定为团队成员共同拥有的知识结构,它使得团队成员能对团队作业形成正确的解释和预期,从而协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团队作业和其他团队成员的需求。此后该理论也得到了空前的关注。Klimoski 和Mohammed (1994)认为共享心智模型这个概念的备受重视不是因为它方便研究者解释实验结果,而是因为它对团队绩效有促进作用。
Mathieu等人(2000)考察了共享心智模型对团队绩效的影响,认为共享心智模型与团队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并且通过沟通、协调等团队过程变量促进团队绩效。此项研究还发现任务模式和团队模式这两种不同的共享心智模型不存在显著相关,并且它们对团队绩效的影响不一致。而Marks 等人(2002)的研究表明,共享心智模型本身也是团队培训促进团队绩效的作用机制一个中介变量。他们设计了两个从被试、试验任务到实验方法都不同的实验,结果一致表明,团队培训(在该研究中是交叉培训)总是经由共享心智模型的中介作用来影响团队绩效的。交叉培训之所以是一种有效的培训方式,是因为它可以促进共享心智模型的建立。
我国学者武欣、吴志明(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共享心智模型与团队的绩效、团队成员的满意度、群体效能感以及团队成员在工作之外的友谊关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金杨华,王重鸣,杨正宇(2006)通过对虚拟团队共享心智模型和团队效能的研究中,发现多层线性建模结果表明了虚拟团队共享心理模型与团队效能间的关系受团队规模和时间变量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共享心智模型对团队绩效的作用机理仍有分歧,但是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都承认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虽然已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共享心智模型与团队绩效的正向关系,此外,共享心智模型的测量也是制约研究深入的薄弱环节,测量指标、测量水平以及测量工具的选择都是缺乏严格的实证检验。因此, 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很好地去理解并探索其结构与团队绩效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展与延伸。
(二)团队反思
团队反思(team reflexivity)的定义最早由West于1996年提出,并得到了国外众多学者的承认和援引,他认为团队反思是团队成员公开地反省团队目标、战略和过程, 并根据对内部和外部情况的预期进行调整的程度。既包括团队的认知过程,又包括团队的行动过程和执行能力。由于团队反思必须不断监控环境的变化并及时做出正确反应,从而提高团队绩效,这恰恰反映了团队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 团队反思的概念一经提出, 就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并随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从一些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团队反思对直接或间接的提高团队绩效有显著效果,在研发团队、创新项目团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02年DeDreu研究了团队反思对于少数派意见与团队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认为少数派意见利于促使团队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以防未经深思熟虑而达成的意见带来的损失,从而提高绩效;而如果分歧过大又容易议而不决, 错失重要的机遇。Hirst 和Mann在研究研发团队的领导行为和团队沟通对项目绩效影响过程中发现,团队反思通过对团队沟通的重要影响进而作用团队绩效,起到促进作用。2006年Hoegl 和Parboteeah通过对德国145 个软件开发团队的问卷调查, 验证了团队反思对团队效能的正相关作用。他们还扩展了West 的理论模型, 指出团队反思对于团队效率也具有正相关作用。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郎淳刚, 曹瑄玮在2006年指出团队绩效通过帮助交互记忆系统(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的形成,进而影响团队绩效,并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反思对团队绩效作用综合模型具有积极意义。
团队反思是团队研究领域的新兴的问题,虽然已有学者对团队反思与团队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要更好的揭示两者之间内在联系需要综合考虑一些条件情景变量,有待与更多学者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三)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organ教授等人提出,按照他们的定义组织公民行为指的是自愿性的个体行为,这些行为并没有得到组织中正式的报酬系统直接或明确的回报,而这些行为从总体上提升了组织的绩效。
Karambayya(1990)是第一个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团队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她通过将来自不同公司的15组被测白领雇员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绩效团队中的雇员有着更高的满意度,并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此后,podsakoff & Mackenzie(1994)、podsakoffetal(1996)、Mackenzieeal(1996)、walz & Niehoff(1996)分别在保险代理团队、造纸厂工作团队、医药销售团队和点菜餐馆工作团队中,测试了组织公民行为中的互助行为、运动员精神和公民美德对相应团队效能的影响。虽然由于选择的样本不同,研究结果出现了一些矛盾(如互助行为总的说来提高了团队效能,但保险公司的测试结果除外),但有一点证明了公民组织行为和团队效能的正向关系。国内学者吴志明和武欣(2005)研究发现,助人行为、维护人际和谐等人际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绩效和团队成员的满意度具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