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造成的两税并存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各行为主体对如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存在不同看法革。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成本分析方法,对两税合并政策迟迟不能推行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制度供给成本是影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的固有因素,而宪法秩序等外部环境也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国家断定统一税制的成本过高,从而延缓了新税制的推行。
[关键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制度创新;成本;分析
Analysis about the cost of china's income tax system innovationof it's home and foreign enterprise
Abstract: The income institution of china's home and foreign enterprise is facing outstanding problem. Each behavior corpus have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how to unify the tax system. This text makes use of the cost analysis method of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to find out the reason wh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come system between China's home and foreign enterprise is slow and why it can't be put in into practice.quickly.This text also assert that the cost is the interior factors of China's income tax system innovation of it's home and foreign enterprise,while the exterior system environment such as Constitution order has great influence on china's income tax system innovation of it's home and foreign enterpris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nks that the cost of the tax system innovation is high, and defer the new tax system combination.
Key word: Home and Foreign Enterprise;Income Tax 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Innovation,;Innovation Cost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资企业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内资企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由此,形成了被专家称为“全球罕见”的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目前,国税总局的测算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这种差异性的企业所得税制严重违反了税负公平均衡的原则,抑制了我国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提高。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要求内外资企业享有平等待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家也把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2005年1月始,财政部高调推进两税合并,随后54家跨国公司联合反对,要求暂缓取消对他们的税收优惠政策[1].一些相关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也对两税合并有抵触。在多方力量博弈后,内外企两税合并草案没有提交到今年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审议,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宣告搁浅。
一、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成本及其影响因素
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的革新、改革、替代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供给来改进、替代另一种制度供给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前提是现存制度之外出现了一种新的潜在收益,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这种潜在收益。但是,并不是潜在收益出现了,就能进行制度变迁。实际的制度创新的发生还取决于成本问题。“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2][P274]可见,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对于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言,制度供给的成本至少包括:(1)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2)消除旧制度的费用;(3)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4)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5)实施成本;(6)随机成本[3](P130)。
此外,制度创新还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戴维斯和诺斯认为,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国家的生存危机等制约着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戴维?菲尼在他的制度供求分析模型中提出了制度供给外生变量,主要包括“宪法秩序、现在制度安排、现有知识积累、规范性行为准则、公众态度、上层决策的预期收益等”[4] (P155)
二、当前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成本分析
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经济国际化的客观需要,但中央政府处于对诸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偏好,过多考虑了影响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的成本因素,使得政府主导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创新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些成本主要包括:
1、规划设计成本。这是指用于探索、研究、设计、选择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即规划设计问题。新的税制设计决不能简单将其合二为一或相互靠拢,而应该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出发,遵循公平税负与促进平等竞争、统一税收优惠与规范税制、国际惯例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各方面通盘考虑,制定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所得税法,尽力做到财政收入、外商投资与地方政府利益的稳定与均衡。为此,就必须认真研究、设计制度创新的道路、模式和制度规范,支付较高的设计成本。此外,对于世界各国吸引外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制的移植和借鉴,也必须支付信息费用和研究费用,这些费用对于微观主体来说也相当高昂。我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且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准备,现已初步规划设计好两税合并草案,只待提交人大审议通过。
2、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改革的实施成本包括公众的反对成本、协调成本、组织成本、试错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目前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方向仍旧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也就是取消、简化各种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扩大税基,在此基础上按照产业和地区来给予优惠。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已经成立的外资企业怎么办?过渡期是3年或5年还是按企业的经营期限算?其中可能发生的规避行为怎么办?需要昂贵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况且我国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既是为了弥补我国投资环境的不足,也是为了矫正对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所造成的不公平。时至今日,政府对国有企业明补暗补的情况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缺乏制度基础,如果取消对外企的所得税优惠,内外资企业在税率上是完全平等了,却可能造成实际上更大、更长远的不平等,必然引起外资企业的反对。这就需要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对失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这些补偿费用形成政府需要支付的制度变迁反对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