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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屏 彭家威
[摘要]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本文通过田野调查传统的壮族绣球并探寻绣球产业化发展的历程,试图借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综合各项与绣球工艺发展相关的文化因素来分析绣球这一艺术样式传承与变迁的主要原因,进而对绣球工艺如何在当下发展提出了积极的思考。
[关键词]传统工艺;文化产业;绣球;传承;变迁
绣球,是壮族人民世代相传极具广泛性和普遍性的民间手工艺品。产于中越边境以壮族文化著称,历史上曾是州城所在地靖西县旧州镇。旧州不仅能工巧匠辈出,而且制作绣球历史悠久,因此享有“中国绣球之乡”的美誉。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旧州逐渐形成“绣球一条街”。随着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靖西县政府将绣球作为地方文化形象进行打造,旧州的绣球已从原先壮家青年男女的定情信物变为当地民众脱贫致富的一项产业。于是,绣球也在文化产业的进程中实现着与传统不同的功能,书写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为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一直关注的课题。可以说,人类学自诞生以来各个学派都在讲社会文化变迁。传统的人类学往往以简单的社会或文化决定论为指导,对文化变迁的动态现象解释力相对较弱。而布迪厄(Bourdieu)则倡导从多元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社会现实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概念“场域”(field)。在他看来,在场域中不同位置关系的人们可以在“实践”中生产和再生产出体现他们的意愿、符合实际需要的社会和文化。由此来看,从场域理论来分析文化传承与变迁,无疑是个重要的视角。
本文试图借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综合各项与绣球工艺发展相关的文化因素来分析绣球这一艺术样式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传承与变迁的主要原因,进而对绣球工艺如何在当下的发展提出积极的思考。
一、传统壮族绣球的历史回顾
壮族制作绣球的历史悠久。在旧州,传统的绣球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俗活动中的运动绣球,另一类则是作为信物的刺绣绣球。
1 民俗活动中的绣球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上已日(三月三),男女聚会,各位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紽。男女目成,则女受紽而男婚已定”。这段记载反映了春节或三月三时,壮族青年男女到野外进行抛绣球活动,以绣球为媒择偶而婚的情形。
壮族是传统的稻作民族,正月初一有祭拜土地神的传统习俗,而传统的抛绣球活动设在正月,就是希望年内“五谷丰登”。每逢正月初一之前,壮族青年姑娘会准备好绣球、布鞋、竹竿。民俗活动中的运动绣球为了利于抛接,常用棉布包上沙粒组成花状的圆球,外面不作任何绣制。竹竿一般为十多米高,竹节要为单数,代表单身之含义。竹竿顶端有块中央镂空的木板,镂空部分的大小只能由一个绣球通过,意味着不能同时接受两个绣球。在立杆之前,姑娘们要用两层红纸把镂空部分封好,然后请村里的风水先生选好良辰吉时,在正月初一天刚亮之时,将竹竿竖起。在这整个准备的过程中,男孩是不可以靠近的,而小伙子们需要做的就是带好头巾、红纸以及彩礼。
祭拜完土地神之后,男女青年分成两队开始对歌。随着对歌的深入,姑娘将手中的绣球从竹竿上的圈洞投过去,抛给对方。小伙子接住绣球,又向姑娘抛回去。经过数次往返抛接,如果姑娘中意这小伙子,会将自己的定情绣球以及布鞋送给对方。而小伙子看上这位姑娘,则会将头巾作为回赠。这时,两人或继续对歌,加深情感,或相约到僻静处去幽会。
民俗活动中的绣球为壮族青年男女搭筑起一座传情之桥。
2 作为定情信物的绣球
据调查,信物绣球也是由运动绣球演化而来。信物绣球内包豆栗壳、棉花籽或谷物等农作物种子,外面绣制图案,有“爱之花,情之果”的含义,并喻示着“生育兴旺”。世居旧州街的老人们认为,绣球由早期的布囊包变为球状并绣有图案,是因为旧州原是州城所在地,受汉族的先进工艺文化影响较大。“宋朝末年张天宗随文天祥起兵抗元失败以后,率众进入旧州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汉族刺绣工艺也随之传人,之后壮汉工艺合流,并逐渐形成旧州壮族刺绣工艺的特点,大约到明代已具有现代绣球的雏形。
壮族的祖先相信万物有灵,因而壮族有花婆信仰。绣球外形成花状圆型,一方面是受大自然鸟语花香的陶冶,另一方面与花婆崇拜不无关系。壮族绣球多以红、黄、绿等色调做底及面料,先用布制成花瓣状,并在每瓣上用色线或加上色布绣成壮族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各种花鸟虫鱼图案,如龙凤、鸳鸯、梅兰竹菊等,然后按6、8、或12瓣等合成花球状,在下端系一条五彩的丝坠或重穗子。作为信物的绣球,是隐私性很强的物品,绣制也是在壮家姑娘的闺房里完成,从未以之示人。实际上做到送人绣球,已有定情的意味。
绣球是壮族人民在生产劳动、社会活动中创造出来的表意形式,其中渗透着壮族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无论是运动绣球还是刺绣绣球都是作为壮族男女之间传情、定情的信物而实现着自身的文化功能,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为壮族的标志物的。
二、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壮族绣球
众所周知,绣球作为爱情信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尾巴”几乎绝迹。70年代末,随着电影《刘三姐》的重演,绣球才重新作为壮族的标志物被社会认同。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发展经济的圭臬,各地方政府开始想方设法寻找具有历史影响与地域声名的文化事项。由于绣球的发展历程记录了壮族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它作为民族手工艺品,不仅易于开发利用,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比较明显;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抛绣球被认定为民族体育运动的比赛项目,都扩大了绣球的需求。因而靖西县政府将旧州绣球当成一项旅游工艺品产业进行打造。
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处处传来人亡艺绝,传承中断的消息,但产业化进程中的旧州绣球却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民间许多绣工纷纷参与绣球生产。旧州街300多户人家,有500多人从事绣球制作。旧州街的女性,从六岁的小女孩到八十岁的老太太都会绣制绣球。壮族绣球工艺在文化产业的再生产中得以传承。
随着绣球产业化的发展,旧州壮族绣球这一从历史中流传下来的民族工艺品,被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呈现了崭新的文化面貌,其功能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式样、工艺也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作为定情信物的绣球,其原形是由不同深浅不同颜色布块组成,填充物是栗豆、棉籽、棉花、碎纸、绿豆。绣球成为现代商品后,被确定为十二瓣,每四瓣用一种底色,即红、绿、粉红,其填充物也随之变化了,有的加上中药、樟脑,用得更多的是樟木屑。绣球的衬底由易旧的 粉红色,换成了光鲜的黄色,黄色把绣球表面的其他颜色衬托得更抢眼,甚至红色、蓝色、紫色及黑色作为绣球的主色。应市场的需求,商品化的绣球图案开始吸收其他民族工艺文化特色,图案趋向多样化发展。绣球叶瓣不仅绣上了一些花鸟和祝词,甚至还增加外国人喜爱的圣诞树、圣诞老人等图案。自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以后,绣球成为赠送外宾的礼品,因而在绣球图案设计中出现了东盟十国的国旗、国徽等纹样。
另外,产业化的发展给古老的绣球添加了现代艺术魅力,使其符号意义也发生了转变。绣球原本只象征对爱情的纯洁、守信,经过挖掘、发挥,现已被赋予了友谊、吉祥、美丽等更多内涵。它由男女之间的信物交换变成了城市之间、国家之间的礼物交换。由于销量好,越来越多的男性加入到绣制的行列中。绣球本来只是女性在闺房中绣制,而现在绣制绣球甚至成为一种旅游观赏景观,成为再现壮族文化的标志。就绣球的文化功能而言,传统绣球起到增加审美趣味性、沟通情感作用,而在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绣球成为一种能换取经济利益的现代商品,成为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文化象征资源。
“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它们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的增长点。”然而,当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作为“引诱资本之物”(Lures for Capital)被引向市场后,必然对文化本身的发展变化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产业语境下的壮族绣球,其传承与变迁的主体不仅仅是所谓工艺的风格、图案特点,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群活动的文化内涵也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三、影响绣球传承与变迁的主要因素
如何看待文化产业开发所带来的绣球文化变迁?壮族绣球又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传承?研究文化变迁,离不开对文化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探讨,如果我们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文化产业进程中的绣球文化变迁现象,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布迪厄把“场域”概述为“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⑥社会文化领域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场,每个场都具有半自主性,有自己的行动主体、行为逻辑等,但各个场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正是在内部作用、外部关系中,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变化。布迪厄以“场”作为一个基点,分析社会文化动态变迁。
与“场域”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是资本(capital)和惯习(habitus)。布迪厄使用的“资本”概念,接近于依赖掌握某种资源而拥有的权力。他把资本分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而“惯习”则被布迪厄定义为“被构造的和进行构造的意愿所构成的系统——惯习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并且总是取向于实践功能”。资本之间的相互区别和转化,形成了“场”内的运动,而由惯习我们可以理解社会、文化的变化。
场域理论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变迁的实质。即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处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而且对于文化变迁,我们要关注的是,各种“权威”、“权力”或简称“力”是如何在传统文化变迁和重组中得以体现的。
布迪厄对“场”的分析可以用于文化产业进程中壮族绣球的变迁研究。布迪厄指出,从场的角度所做的分析,必须考虑三个有内在联系的要素:(一)这个场与权力场(政治场)的关系,因为权力场总是能强有力的延伸到其他场中,并对其产生影响。(二)场内各种力量间的关系,他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场的变化发展情况。(三)行动者的惯习,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场内外的行动,把握场的发展轨迹。
我们可以把文化产业开发背景下的绣球文化变迁看成一个场。那么,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发展变化情况,我们就应关注它与权利场(国家政治)的相互关系,还要详细分析它自身内部各种力量(当地政府、市场、民众)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所形成的合力方向就是绣球文化发展变化的走向,如果我们透彻的分析它们在绣球文化变迁中的各自作用,就会发现其中的缘由,从中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绣球文化变化的现状以及未来的方向。
(一)国家政治对绣球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定制约
毋庸置疑,绣球工艺的发展变化与国内政治气候有关联。国家往往通过种种意识形态、政策法规实现对文化的控制。文化的发展几乎没有脱离过政府设定的轨道。文革期间,唱山歌、制绣球的人被认为是“风流头子”,壮族民众不能绣制绣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工作重点,一方面由于大办乡镇企业,另一方面由于允许农民自主生产,旧州绣球很快兴盛起来,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旧州绣球生产一条街”。进入21世纪后,由于国内外都提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背景下,绣球被融入壮锦中一同进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打造形成产业化发展的规模,成为弘扬地方传统文化、展示本土形象的文化资源。由此看来,政治气候对绣球工艺的发展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二)地方政府对绣球文化传承和变迁的引导
我们观察到旧州绣球在产业化发展中发生的传承与变迁,政府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绣球正是在政府的倡导和政府文化机构的辅导中实现了传承并产生了种种的变异。
20世纪70年代全国性工农兵学画画的热潮中,县文化馆就在旧州专门开设绘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基本功扎实的农民画家,为刺绣打下绘画基础;80年代,县民委在旧州开办制作绣球培训班,由资深艺人讲授刺绣技艺,设计图案,县民委统一绣球颜色、面料、规格、球瓣数。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绣球的一次“革命”,在传统式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为现在旧州流行的绣球样式。凡参加培训人员均由县民委报销车费,还发给伙食费、误工费,承诺所有产品包销。于是,绣球制作逐渐发展起来了。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府主导绣球的发展,是为了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含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扶持绣球艺术的发展,则又有了新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含义。自绣球被选定为各级政府部门对外赠送礼品以来,为旧州绣球打开了销路。并且,靖西县各行业在外参加商贸洽谈会、展览会都以绣球为标志物,兼推销绣球,即扩大了影响,又开拓了市场。政府还给予旧州街发展绣球手工业不少优惠政策,从未收取旧州绣球任何税费。近年来县旅游局在向外推销绣球的同时,投入5万元对绣球进行改进,购进灵香草批量试产香味绣球。发展绣球产业成了当地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一种方式。
笔者在调查期间还看到,政府在旧州的小学里开设了“女童班”,进行刺绣技艺传承,并且在“绣球王”朱祖线家里开设了“农家学堂”,招收学做绣球的学徒,不收取任何费用。政府还为学堂办学赠送了电视机、电脑、DVD等教学用具,使得附近村屯的许多村民都赶来学做绣球,甚至一名江西赣州的农民也慕名而来拜师学艺。
绣球正是在政府有意识的组织下重建了一个新的生存机制,在产业化进程中写下了传承与变迁的主题。
(三)市场经济牵引着绣球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在文化产业开发这个场内部,市场的力量显然是极为强大的。走向市场的传统文化必然要遵循市场的逻辑。博兰尼(Karl Polanyi)曾指出,从传统经济(或非市场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巨大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和民众的社会角色都有了意义深远的变化。⑩
绣球在产业化过程中,纯属旅游工艺品或礼品,与原来壮族的生活脉络沾不上边。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现行的绣球制作常常为订货商提供款式、颜色、刺绣图案的设计图以及制作材料,由村民们负责绣制。2000年美国商人开始向“中华巧女”黄肖琴定制绣球,要求绣制的图案是圣诞题材,颜色搭配和图案均要符合现代的审美情趣。于是西方的文化融入了传统的壮族绣球,促成了现代商品化的绣球与传统绣球的差异。“绣球王”朱祖线也根据市场的要求对传统的图案进行了更新。靖西县一家酒楼为招揽顾客,常在顾客消费完后赠予绣球。因此,向他订制的绣球常为比较现代的色调,并无图案,仅绣上酒楼的名字,与此作为本酒店的宣传。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后,绣球成了博览会的礼品。于是,符合博览会主题的图案即东盟十国的国徽、国旗出现在绣球中。
在这里,商品化的绣球并不提供给当地民众,而是根据国外的来样订货制作。绣球产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村里的副业生产结构,同时也让村里人跟世界拉近了距离。这里的销售链带是漫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并不直接见面,但在生产的过程中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也在影响着生产者的审美观,激发出他们新的想象力。
绣球作为被再生产出来的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后,富有个性,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但与此同时,市场为绣球工艺的传承、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正是在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使得近乎消失的传统绣球又被发掘、开发了出来,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绣球工艺精英带动绣球的传承与发展
绣球在产业化的发展中,涌现出一批工艺精湛,有商品意识、思想超前,接受新生事物快的能人,他们在绣球的传承与变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手工艺精英,他们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眷恋,同时受外文化的儒化也很深,是本民族与外界沟通者。他们往往在本民族文化的开发中充当了设计者的角色。
“中华巧女”黄肖琴,从小自学刺绣,七八十年代曾在县文化馆进行过绘画的培训,她能画善绣,制作绣球已近20年。1995年参加全国妇女工艺比赛,被全国妇联授予“中华巧女”称号,近年来在参赛中,又获“中华技艺传承人”的荣誉。她平时组织本村手艺较好的姑娘在家传艺,自发形成黄肖琴绣球协会,她任负责人,有不少订单。2000年美国商人向她定制10万个圣诞题材的绣球,配色、图案均由她设计。她跑遍附近十几个村屯教村里的姑娘制作绣球,还自行设计制作了30瓣的绣球,对绣球进行了改革创新。
而“绣球王”朱祖线,最早在旧州成立刺绣协会。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就负责接订单,带动村里妇女制作绣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订单越来越多,他召集村民帮忙,并进行技术指导。他善于吸收外界文化,创新出各种具有吉祥寓意的祝词,并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会员。
这些绣球工艺精英的出现,使原有的学艺方式也渐渐有了改变,从传统向母亲或祖母学艺的传承方式,逐步走向参加协会、培训班或向师父学艺的方式。
绣球工艺精英们掌握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村落中传承着地方民俗文化,他们作为绣球工艺传承的生力军,为延展壮族绣球文化而进行着积极探索。
四、结语
通过对绣球的相关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绣球工艺仍以文化再生产的形式进行着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传承与发展着。文化产业开发所带来的文化变迁,使绣球工艺获得了在当下语境中生存。
传统的壮族绣球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面对着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国家与地方政府拥有政治资本,市场与商人拥有经济资本,作为活动主体方的旧州精英与民众们拥有文化资本,而“文化的商品化”则是他们在场域中共同遵守的核心惯习,他们在各自的角色位置上发挥着自身的作用,促成了传承与变迁这个主题。如果用布迪厄的术语来解释,文化产业进程中壮族绣球的传承与变迁其实就是一种由国家元场域激发、推动的“文化再生产”:通过这种再生产,绣球文化资本在壮族民众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促使后者的文化资本以前者为参照,进行置换、创新或重组。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满足地方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绣球文化原本出自于壮族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的需求,它在一段时间的弱化与消失后,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又获得了恢复和发扬的契机。然而,商品化的绣球分离了民族工艺品与民俗生活的密切关系,民族工艺中所承载的丰厚民俗文化被忽略了。这些艺术形式背后与民众们的宇宙观、生命观乃至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似乎被碎片化甚至空间化。
民族工艺品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传达本民族的文化与情感。壮族绣球是否能为了迎合产业化发展的市场需求而成为可任意改变的现代商品?文化产业进程中的绣球将来的命运如何?旧州壮族绣球的考察反映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然而,“在当代社会这一不可更改的大背景下,乡民艺术往往有两个走向:一、衰亡消失,二、以改装甚至伪化求取生存。我们要找寻乡民艺术的真正振兴之路,或许应该在深思中真正揭发其中符合人的本性与本质的内在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乡民艺术获得一种来自本源的力量,并进而谋取在现代社会中的立身之本。”也正如高宣扬所说的:相对于自然生命,文化生命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自我创造性。……(它)决定了文化一旦生产出来,就不可能只满足于自我维持,或不可能只满足于不断的重复原有的形态。……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决定了文化不可能以“复制”的模式来发展;文化势必也只能采取文化再生产的模式来维持和更新。
如果我们能理解这种文化发展的历史观,或许我们对传统文化就不会如此怀旧,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也不会如此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