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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嫂出嫁那年18岁，可以说还是个孩子。她是夜里过门的。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提倡破四旧，造反派见到彩礼嫁妆之类的东西就没收。所以当时的人迎亲嫁女往往在夜间进行。那夜，迎亲的是我和哥哥，送亲的是她的两个弟弟。嫂嫂进家门的时候，天还没亮。
嫂嫂比我小两岁。开始，我按当地的习惯叫她哥，她居然也叫我哥。彼此都感到别扭。后来我们议定，干脆互相叫名字算了。她本来是我小学时的校友，叫名字挺顺口的。可在心里，我把她当妹妹，她把我当姐姐。
嫂嫂娘家在镇上。她学生时代很活泼，不仅能歌善舞，还会打乒乓球。她嫁到我家来，是身不由已。她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当时，阶级斗争搞得沸沸扬扬。她家庭出身不好，跟着父母一起倒楣。她那时患着病，可是。造反派偏偏派她跟着副业队到到外地去编篾箦，不让她在家里养病。为了给她找一个庇护所，父母便早早将她嫁了。我家成分也不好，不过我们那个小村里的人淳朴善良，不为难四类分子，我们的境遇比当时一般的四类分子好得多。
她跟哥哥原本不相识，刚过门的那段日子，他们彼此都很拘谨，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她白天总是如影随行般跟我在一起＿＿我去菜园扯菜，她跟着去，我去溪里洗衣，她跟着去，我去山坡上晒薯丝，她也跟着去。
“哎呀，我还一心以为你跟我一样不会做家务，哪晓得你这么泼辣！”她说，语气里既有愧疚，也有钦佩。
我母亲经常对我说：“做女不闲也闲，做媳妇不难也难。”所以我处处设身处地为嫂嫂着想，尽量使她的处境好一点。我从小颠沛流离，历经磨难，山上地里的活都会干，家务活就更不在话下了。我那时在本村教民办，课余时间总是努力干家务－－洗衣，种菜，打猪草，星期天就与哥嫂一起上山砍柴。
那年冬天，县里调集大批劳力修青山水库，嫂嫂也是被派上工地的人之一。青山水库离家几十里远。工地的活很苦，不是挖就是挑，一干就是八个小时，饭炊事员送到工地去吃，不时还得开夜班。那时嫂嫂有了身孕，可是不去不行，没有商量的余地。母亲只好让我给嫂嫂顶差，让嫂嫂给我代课。我义不容辞上了工地。八天时间完成了分给嫂嫂的任务－－十个劳日。半夜里加班的时候，寒气透骨，棉袄穿在身上简直如同一件单衫。我想，幸好嫂嫂没来。
嫂嫂刚过门的时候，粮食紧张，我们家吃了好长时间稀饭苕渣粑。那时候，棉布是凭票供应的，每人一年才供应几尺，要想缝一件衣穿可真难。有一次，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块免票的布头。我亲手做了两件短袖圆领衫，是当时流行的样式：短短的，没有曲线，简洁大方。一件完整的给嫂嫂，一件拼接的给自己。那天，我和嫂嫂穿着新的花布衫去大队参加四类分子子弟会，一路上好不开心，并不把参加这种晦气的会议放在心上。
那时也许是因为衣衫单薄，觉得冬天特别冷。嫂嫂说：“要是有顶风雪帽戴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啊！可是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常常连肥皂牙膏都没钱买，哪里顾得上帽子？嫂嫂说：“我们可以找点副业。”嫂嫂利用工余时间时间辛辛苦苦砍来一些小竹子，劈开，织成篾箦，卖了几个钱，买了两顶风雪帽，一顶给我，一顶给自己。
嫂嫂和我一样，少时不识愁滋味。那年月，文化生活是非常贫乏的，没有书读，更没有电视看。夏夜坐在门口乘凉，冬夜坐在炉边烤火。这种时候，我们就唱歌。唱《北京的金山上》，唱《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唱《大海航行告靠舵手》。有时候，我吹笛子，她唱。有时候，我们一起唱。她的嗓音比我高得多，跟我一起唱的时候，根本发挥不出水平。有一回，我们在山上砍柴，休息的时候，嫂嫂坐在一块岩石上放声高唱《乌苏里船歌》。那带着童音的歌声，嘹亮而甜美。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
蓝蓝的江水起波浪。
赫哲人撒下千张网，
船儿满江鱼满舱。
……”
她唱得那么投入，那么忘情，那么酣畅，仿佛青山就是舞台。
村里一年难得放一次电影，虽然总是样板戏，我和嫂嫂还是喜欢看。有时候，外村放电影我们也去看。嫂嫂后来有了孩子也还童心不泯，听说有电影，总是把孩子往哥哥手上一放，转身跟我一起往外跑，任凭哥哥在身后作河东狮吼。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缝纫机前补衣服，嫂嫂在楼下喊：“敏哪，快下来打扑克。元宵夜不能动剪刀啊！”我很少打扑克，可是那一次我打得十分开心。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嫂嫂笑着说：“不也过得挺好？”
我出嫁的时候，有一件嫁妆是哥哥出外找副业赚钱给我买的。那是一条花绸被面。那段日子哥哥在外面异常辛苦，盛夏时节，白天干活，晚上在人家房顶或阳台上睡觉。所以，这条被面弥足珍贵。
哥哥并不是我的胞兄。我和兄嫂不是同胞却胜似同胞。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人世间不一般的手足亲情。那段相濡以沫的岁月至今令人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