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池筑城体系
fortification system of walled city
中国古代筑城的基本形式。它是以城墙为主体,与沟池等障碍和外围关堡相结合所组成的防御工程整体。古代城池,是统治阶级对外进行防御,对内实行统治的基地。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城池的得失作为战争胜负的主要标志,把构筑和加强城池筑城体系作为国家设防的重点。据统计,西汉时期构筑的郡、县城池达1400多座,以后又有增加。城池筑城体系在中国延续约4000年之久,到明、清时期已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组成 城池筑城体系以一座城池为一个单元构成,大体上由墙、壕防护设施,射击设施,出入口防御设施,指挥、观察设施和外围关堡等五部分组成:①墙、壕防护设施,是城池筑城体系的主体工程,墙体要求构筑得高、厚、坚固;羊马墙、护城河(沟壕)是保护城池的主要障碍物,可使进攻一方的人马、兵器难以接近城墙和登城。②射击设施,是指沿城墙顶部外缘构筑的雉堞(又称堞墙、睥睨),雉堞上有垛口和孔眼,供守军观察、射击和投石用。③出入口防御设施,主要是指城池的门洞,它是防御的薄弱部位;其防御设施为门和闸,门多为木制或外包铁皮,闸为铁制(靠绞车操纵升降)。④指挥、观察设施,主要是指建于城门上的城楼(亦称重楼)和城墙上的敌楼。⑤外围关堡,是在城池外围的交通要道上构筑的关城和堡城,为城池防御的前哨阵地,能起到加大城池防御纵深,使城池免遭突然袭击的作用。
沿革 据《世本》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构筑城池,起源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大约是在夏王朝建立的前后。更早出现的土墉,是城池的雏形。城池筑城体系是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又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变化而演变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墨翟,对中国古代城池筑城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例如,他主张构筑城池的位置要选择在军事和经济要地,并注意利用地形;城池筑城体系要构成能四面进行防御和多道的防护设施;城墙的外围要有壕池环绕,最外层构筑木栅外郭予以加强;城池与亭燧的配置要能互相掩护,互相支援。此外,他还主张城墙内侧每隔140米左右设“突门”(即暗门)一座,以便守军战时出敌不意地从突门出击或偷袭敌人;他还针对当时出现的“穴(地道)攻”,提出了“以穴迎穴”的战法和工程措施。
中国城池筑城体系的发展,各个朝代有不同的侧重点,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城池规模 中国早期的城池规模较小,春秋中叶的城池,方圆不过10公里,以后规模逐步扩大。如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燕下都(今河北易县南)周长已达24公里;到了唐代,长安城(今陕西西安市区)的周长扩展到36.7公里;明初都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外郭达103.7公里。大的城池也不断增多,如唐代10万户以上的城池只有10多座,到了宋代已增至40多座,以后继续有所增加。
墙壕防护设施 历代城池的修建都强调深沟高垒,重视建重城和采取城墙与护城河(或沟壕)相结合的防御措施。如战国时期的淹国都城淹城(今江苏常州市南)为三重城,每重城的周围都建有护城河;汉朝京城长安城(今西安市西北)为二重城,外城城墙高达8米,底厚3.5米,顶厚2米,墙外有宽约7米、深约4.7米的护城河环绕;汉末曹操改建的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隋代的长安城(今西安市区)均为三重城;据考古发掘,唐代长安城城墙的底厚达12~20米。宋代的城池除沿袭重城和保持唐代城池城墙的厚度外,为加强城池防卫作战中的侧击能力和友邻互相掩护,在城墙上加筑了突出于城墙外侧的马面,形成了城墙马面筑城体系;还加宽了护城河,如宋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城的护城河宽约30米,从而使城池筑城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历代的城池,在墙、壕防护设施方面发展变化不大,但重城个别仍有发展,如明代的北京城建为四重城。
指[1][2]下一页挥、观察设施 中国古代筑城很重视在城门上和城墙的拐角处构筑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