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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8月中旬，沉浸在奥运盛事中的北京城兴奋而悸动，更显出玉渊潭南路9号院里的清雅幽静。在这清雅幽静之中，一位精神矍铄的古稀老人余秉坚，正在重拾记忆的碎片——一个贫苦的遗腹子的求生历程、拿笔的手抡锄头的动荡年代、克己奉公的“官场人生”、为会计改革废寝忘食的奋斗岁月……
为求生无奈学“账房”
1931年的湖南株洲，刚刚出生的余秉坚就先有了个称呼——“遗腹子”。父亲的早逝使得余秉坚和母亲这对孤儿寡母度日维艰。虽然生活困难，但身为小学教员的余母坚持让余秉坚读书，先是私塾再是家族小学，这位母亲极有远见地认为求学能让儿子有出息，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上初中的时候，余秉坚所在的中学当时为每学年成绩前3名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为了能读书又不给母亲增加负担，少年余秉坚勤奋读书，连续3年都拿到了奖学金，他的学业因此得以维系。
1947年初中毕业后，是到普通高中读书然后考大学，还是学一门手艺赶紧挣钱养家，这成了摆在余秉坚面前的艰难选择。几经权衡，余秉坚决定到南方某地读高中。在途经衡阳时，余秉坚见到了一位自己本族的堂叔。
堂叔当时在湖南省立高级商业学校任职。堂叔对余秉坚说，穷人家的孩子读了高中也读不起大学，还不如学学会计这门“手艺”，好当个营生养家糊口，有了钱也可以再考大学。想想母亲日夜操劳供自己读书的艰难，余秉坚忍痛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梦，迫于无奈操起了会计这个当时“地位低、没人学”的行当。他想，今后可能就要去给人家当个账房先生了。
虽不很情愿学这门“手艺”，但余秉坚还是认真学习了学校教授的西方财会基础知识，这也为他今后在会计行业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孩子王”变身军队会计
专科学校刚读了一年多，解放战争的大潮涌向南方，国民党政府面临崩盘，学校也随之解散，余秉坚再一次面临抉择。当时，他的同学中有几个是国民党官员子弟，他们要去投奔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匆忙扩军的“青年军”，试图拉余秉坚一起去并逃亡台湾。身为贫家子弟的余秉坚不愿与那些人为伍，又记挂寡居在家的母亲，摆脱了那几位同学的纠缠后，匆匆返回株洲乡下。
不久后，株洲解放，迫于生计，余秉坚考进长沙一所新建小学当起了教员。此时才年方18岁的余秉坚不太情愿当一辈子“孩子王”，恰逢当时的解放军四野后勤军需学校在长沙招生，就前往投考并被顺利录取。
军需学校主要为军队和地方培养财务人员，为了照料母亲，余秉坚申请毕业后转地方工作。在经过一年左右的劳动锻炼、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后，余秉坚被分派到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在经济建设财务处从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1952年，余秉坚又被选调入中央财政部的经济建设财务司工作。
解放初的国内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混乱，一些企业和单位采用西方现代会计模式，另一些则还在用古老的中式会计方法，东北地区则已经在试行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会计方式。在工作中，余秉坚边学习边工作，还参与了不少促进经济恢复的工作。这让他对中国的会计现状有了更直接和深入的了解。
讲真话被列入“另类”
1956年，毛主席到财政部调研，提出财政部要进行学科研究，应成立科研机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应运而生。余秉坚又被抽调入财科所从事企业财务管理研究，开始了他10年的科研生涯，这也使他有了更多时间充实自己的财务管理理论知识。
1958年前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刚刚统一实行的符合计划经济要求的会计制度又被彻底推翻打乱。在“浮夸风”肆虐下，各地违背会计原则的利润虚报大行其道。1959年，在一次农村锻炼调研中，余秉坚发现了一些农村经济生产中的错误行为，年轻气盛的他如实向上级反映了情况。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使他被列入“另类”。
随后的中国社会进入政治风浪频繁的年代，社会经济受到干扰和破坏。党和政府也进行了一些自我纠正。“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的理念开始提出。其间，余秉坚参与了财科所关于“大跃进”时期企业财会工作被破坏情况的调研，也参与了部分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后来协助为1963年召开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提供基层资料，并参与了1963年开始的企业管理体制研究，研究西方托拉斯模式中企业资产折旧等有关课题。
工作努力没有让余秉坚逃脱政治厄运，1969年他被下放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从这年冬到1972年的3年时间里，余秉坚一直握笔的手抡起锄头拉起了犁。艰苦的劳动没有压垮乐观的余秉坚，他甚至为自己能学到种田的手艺而觉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