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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3期］
在现代社会，如何帮助和保护贫困者及社会弱者以实现社会正义，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具有共通性的课题。作为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发达完善的国家，美国同样也对这一问题予以了关注和讨论。但从公法学维度审视，在美国，福利权究竟是怎样性质的权利？能否将福利权写入宪法？福利权是否受到司法审查的保障？这些都是存有若干疑问的。本文试图围绕有关美国福利权性质的若干基础性问题展开讨论，力图能梳理出一幅较为清晰的学理脉络，以期对我国的制度建构与学理研究有所借鉴。
一、美国福利权展开的历史语境
最初于1787年颁布的美国宪法并不包涵权利法案。之后，1791年12月15日，通过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被通称为《权利法案》 [1]。但当时制宪者的首要关注在于抵御政府权力滥用。因此，权利法案中更多出现的是诸如“不能”、“禁止”此类的文字。这些规定大多被认为是对消极权利的保障，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 [2]当时的制宪者未曾预想到福利权入宪的问题，更不曾对其展开过讨论。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也认为将经济和社会权利置于宪法中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当时福利案件也并不多见。到了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案”中，最高法院宣布纽约州限制面包工人最高工时的法律违宪，从此开启了“洛克纳时代”。在这个时期，法院否决了大量试图规制劳资关系的州立法，对劳资关系领域的福利问题也持否定态度。 [3]例如在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案中，法院就判决关于妇女儿童的最低工资立法无效。 [4]
20世纪30年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New Deal），试图打造一个 “开明的福利行政国家”。在这样一个“宪法时刻”，当政者试图对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予以保障，普通法上既有的基本权利分类受到冲击。国会于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1944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被称为《第二权利法案》（Second Bill of Rights） [5]的著名演说。最高法院也出现了以自由派为主导来审查新政政策的局面，在随后的判决中对一系列社会保障法案予以支持。例如，在西岸宾馆诉帕里什(West Coast Hotel Company v. Parrish)案中，法院认为州宪可以规定最低工资，从而推翻了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的判决。 [6]法院似乎承认了国家确有义务援助贫穷者、年老者或失业者。社会保障似乎也被看作自由内容的扩张，是普遍的公民权利，而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慈善事业或者特权。 [7]
到了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的勃兴，作为对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因应，在肯尼迪总统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口号和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纲领导引下，1965年颁布了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两个法案，并在教育、住房与城市发展等诸多领域推行了多项福利计划，并促使国会通过了三项民权法案。此时，围绕宪法是否应包涵工作权、充足收入、医疗保健等社会权利的争论也开始浮出水面。哈佛大学弗兰克·米奇尔曼（Frank Michelman）教授发表了《借助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穷人》一文，揭开了学术讨论的序幕。同时，在沃伦法院时代（1953-1969年）和伯格法院时代（1969-1980年）的早期，也开始以正当程序、“新平等保护”条款为依据来支持福利案件中的请求。例如在1970年戈德伯格诉凯利案中，法院认为福利津贴是有资格领取人的权利而非特权，应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 [8]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手段的现代化，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费用不断激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保障财政赤字。为了克服传统福利行政模式的笨拙、繁琐和无效率，美国于1996年颁布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该法又被称为“福利改革法案”，意在探索由联邦向州，由政府向私人的分权，以更为市场化的进路，以企业家精神来对福利行政进行全方位改革。 [9]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判例中否定了福利权的存在。例如在1997年的布莱斯因诉富瑞斯通案中，认为《社会保障法》第IV-D部分对儿童抚养扶助的规定，并没有赋予个人可执行的联邦权利。 [10]随后出现的若干判决，激发了美国公法学界围绕福利权的新一轮讨论。
二、围绕美国福利权性质所展开的论争
美国的司法判例并未从正面去回应福利权性质的问题，美国的公法学者也秉承不同的理论进路与视角，对福利权性质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答。以下本文就将针对围绕美国福利权性质问题所展开的主要论题，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和梳理。
1．福利权是否属于自然权利？
美国古典法律哲学和政府哲学中存在着对自然权利的笃信。美国制宪时期的先贤如亚当斯、潘恩以及杰斐逊都确信存在着不受实定法律约束的，不可被法律废除的自然权利。 [11]美国当代学者路易斯·亨金也认为，政府对人民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构成了政府成立的合法基础，因而，美国人享有的权利是先于宪法存在的，自然的、固有的权利。 [12]因此美国人享有的一切权利实质上都是自然权利。
福利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的”和“道德的”特性。福利权可能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享有要求获得来自于他人、团体和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因此，福利权所针对的请求对象是特定的。同时，有资格请求福利权的主体也需符合特定条件。例如，属于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无子女的老人等等。因而，福利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自然权利的意蕴。 [13]
但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上看，美国传统上认为“贫穷的人”是“懒惰”的，反感那些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劳而获的“搭车者”。如果将福利权视为前法律（prelegal）的自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美国人民“勤劳勇敢”的美德，还会培育起贫困者的依赖心理，也与作为现代市民社会基石的自立原则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