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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与我母亲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
记得小时候的那个早晨，我跑进厨房去找母亲，蓦然看见阴暗的光线下面，坐着一个与母亲相像的人，脸庞、神气、个头、坐姿，回过脸来看我的那份亲切慈爱，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世间会有“克隆术”，否则我一定以为母亲被“克隆”了。
我能够把她与那正在站着讲话的母亲分别开，主要是她们的装束完全是不同的。见我突然闯入，母亲神色一时十分焦灼。
我端详这位“克隆”人，完全是一身农妇的打扮，脸色也是晒得红红的那种，整个都比母亲粗壮丰满。看她那亲切的笑容，也想与我搭话似的。但母亲严厉的神色立刻制止了我。“出去，这里有事，”她说。在严厉下面有一种怕，就是怕我认识和参加进来。
我在退出去的时候，听见那“克隆人”说了一句：“就是小曼吗？长得很像你，”她用一种亲匿的眼光看看母亲。显然，她对我也怀着一种想亲近的感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这么残酷地对待她，她也毫无怨言，她是那样忍耐惯了的样子，似乎没有感到受什么委屈。
我却为她不平。在那个印象中，母亲太蛮横，不懂礼貌，是不是有一点势利啊？
等到“文革”到来时，我已经是高中生了。这时，我听到过许多次母亲被逼。都是让她交代“与家庭划清界限”。母亲说：“我15岁就离开了家，早在解放前就追求进步，和那个家庭划清界限了。”
人家说：“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接济那个家呢？”
母亲说：“我不过是给她们一些旧衣服，一点粮票。我不给她们，她们会饿死，会给地方政府增加负担。现在家里面不过是一些老小，过去的事她们不清楚，再说，政府对她们教育、劳改过，我们是拥护的。我不认为我就是和旧家庭划不清界限。”
我才知道，那个偷偷地进到我家，又只敢在厨房里坐着的人，就是我的姨妈。我母亲的亲姐姐，她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血亲人。就凭那一眼，那种辛劳朴实和善的样子，我怎么也不可能和“黄世仁的妈”那一类凶恶的地主婆联在一起。
母亲看我懂事了，有自己的是非观。又明白了现实的利害关系，也会向我诉诉苦了。于是，我脑子里存下了一幕幕的小电影：
外公家在大姚那个地方，是大家庭，就是像《家》《春》《秋》里面那种，女孩们从小缠足，绣花，男孩们却可以出外读书，得了新知识、新观念。在几个哥哥们的鼓励下，母亲和姨妈都决意逃出家庭，到外面去读书。
是在某个黄昏，还是在天不亮的黎明，一位好心的佣人打开了后门？或是，干脆，我母亲就攀窗而出了？
那时她15岁，就到了昆明，解开了缠住她脚的那些裹脚布，成为一名女中的学生，往后，她又成为一名大学生，再往后，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再再往后，就是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我们家三个子女都上了大学。现在可以说，两个孙子也将上大学，成为知识的家族。
而姨妈，却因为当时正在生病，或是胆怯了，或是因为她已被外公订了亲？总之，母亲说，当时在姐妹中最聪明最能干也是最好看的姨妈，就这样留在了那个旧家庭里，从此，她的命运听从别人的摆布，一步比一步凄惨。
到我看见她的那时候，她已经带着孩子坐牢18年出来，回到乡下去种田生活，顶着一顶地主和“反属”的帽子。
她的丈夫是旧军官，早已死于解放初。她听从父母之命嫁了过去，却没有享受过什么幸福。旧军官找了小老婆，让她伺候着。每天，她和长工一起起身，一起下田，吃和住都和长工佣人们住在一起。这是看看她的手脚和脸色就知道的事。但到土地改革，她又受到那位贫农出身的小老婆的“控诉”。反正，一切按着那个模子来了，人家是“喜儿”一流的人物，她就是“黄世仁”之类。
看到姨妈，才知道母亲的成功。每到母亲说她“嫁错了人”时，父亲就会反唇相讥道：“你当年可以嫁的那些人，早已进监狱了。”母亲其实在暗中庆幸吧？她嫁我父亲时，就图的是“穷书生，有才，刻苦”。她不可能预测出惊天动地的革命，但是一种纯洁的正义感使她离家出走，又选择了穷书生。
而后在那个穷书生也遭无名下放后，她的学历和工作使她又得以在城里独立撑持这个家，以让后代继续良好的学习。
母亲说当时就是《家》三部曲促使了她们那一代人走入社会，不甘心与旧家庭共存亡。她至今能背出淑蕙们走出家时的那段话：“春天是我们的……”巴金是她在那个时代的引路人。
而母亲也使我明白，每一代人都应该尽量地往前走。走一步，就多一分光明，后代也就多一步路。姨妈的儿子跟她劳改18年，他很发愤，也有很多坎坷，他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成了他们那里的第一个函授大学生。
我感谢母亲在那个出走之日，没有收回她前进的脚步，我也感谢巴金和他的小说。这几乎是一种前世宿缘了，没有他的《家》三部曲，就没有今天的我。
母亲的大半生在不尽的猜疑和委屈中渡过，总是被人追问起她与那个旧家庭的关系，总是说也说不清。文革后期，一位女干部忽然来到了我们家中。她就是母亲在学生时代掩护和资助过的“地下党”，那种在小说和电影中才见到的人物。
父母告诉我说，那时候，每天夜里，都听见抓人的警车长鸣，第二天就有些同学和老师不在了。而当这位阿姨告诉母亲，她要到“山那边”去的时候，母亲把自己的围巾给了她，并取出20元钱。可这位王阿姨一去不再返，母亲也不知道是否她还在人世。原来，她随大军进了西昌，在那儿当干部，可能也因为出身大家庭，就再没回来过。在她们的往事里，分明隐藏了一部云南高原上的《青春之歌》。
母亲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渔光曲》《山那边啊好地方》这些歌，一边做小旗，迎接了大军进城。
当王阿姨坐在我家里，我真想问问她：知不知道这些年来我母亲受到的磨难？为什么她早不出现，来证明我母亲的勇敢行为？为什么要让一个帮助了革命的人，受到革命的打击。
但母亲没有问的意思。母亲知道，作为圆通山脚下的大户人家小姐，王阿姨自己在革命队伍中可能也很为难。她能在三十多年后回昆明找到老同学，就算有情义的了。
随着年代的打开，母亲的嘴也逐渐打开：原来我外公在护国起义中曾捐出自己的家产，为蔡锷作军饷，因而当了护国军的军需官。原来我的外公是这样一个人，应该说也是“人杰”。
我的北大同学，著名评论家李书磊曾对我说起：云南那么闭塞的地方，但在蔡锷起义保护共和的时候，却还有很多妇女捐赠了她们的首饰。他感到很奇怪，他在书里写到了这个事情。
护国胜利后，外公遵循着“功成身退”的原则，不听同事们劝，回到乡下。他大概觉得这才可以表白自己并非为了“作官”吧。可是他这一回去，就导致了他后来十分悲惨的结局。
然而，外公还是给我留下了一道心中的光芒。也许，这正是一种“追求光明，敢作敢为”的家风吧，所以母亲才会在15岁时出走。这不是一个凡庸的家族。
一年前，我的姨妈病逝了。她一生没享过什么福。儿子后来当了教员，娶了媳妇。她带了一阵孙子，就用尽了毕生力气，撒手而去了。
她总算熬过来，看见了今天这个开放光明的时代，看见了她儿子成为教员，并且，和她的妹妹诸亲戚来来往往，听到了我们喊她“姨妈”。
姨妈，这个旧时代的温顺女子，她被黑暗揽缠了那么久，带给我永久的遗憾。我真想梦回到过去，帮她走出当年那关键的一步。那么，她也许会成为医生？教授？成为一个有自己道路的人。
曾遭受许多非难的母亲依然是幸福的人，有自己人生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有自己的生活道路的，而又有多少人是曾经可以有但却失去了那类似的权利的。我的姨妈成为母亲的一个注脚，证明她当年走出的一步、数步的价值。
很多更成功的人也有过同类。常听见人说，某某有什么了不起的，以前我们曾在一起如何如何。可是，总是有那么一步，数步，使得人们成为了不同的人。